琉球遠望
中琉日關係史與釣魚臺問題(二)--琉球「自決權」的演變

急於將琉球問題「國內化」的明治政府
 當中國、琉球、日本維持相互之間安定的關係時,琉球的「自決權」(自己決定權)也得到保障。但是,繼之而來的歐美列強的壓力已經瀕臨東亞海域,使得中、琉、日之間的關係遭到意想不到的嚴重破壞。琉球的「自決權」亦從根本上遭到動搖。進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東亞的國際秩序開始有了新發展,那就是取代江戶幕府的明治政府,在推動國內近代化、文明化的同時,在「萬國對峙」的國際環境中,探索著新的對外關係。
 1871年9月,日本和清國在天津簽訂《日清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並正式確定了兩國關係正常化。1873年4月,此約批准生效,使得日本和清國在互相平等的立場下,訂立了友好同盟條約。2因為其在對等的情況下,使得日清外交的基本方針得以確立並因而備受期待。不過,從這個條約簽字後到被批准、生效之前為止,有約一年半時間。在此期間,儘早對朝鮮、臺灣、琉球的關係予以定位,便成為明治政府對清外交至為急迫的重要課題。

日琉關係的再編
 首先,明治政府開始關注琉球問題,並嘗試重新編定日琉關係。進入1872年(明治5年),明治政府內外都對琉球的「所屬」問題高度重視起來,並對此進行了討論,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比如琉球合併論、日清兩屬公認論、尚泰(編按:最後一任琉球國王)冊封論等等。最後。副島種臣(外務卿)的尚泰冊封論得到了認可。明治政府便要求琉球向東京派出維新慶賀使。
 琉球派出的慶賀使伊江王子等人,於同年9月3日到達東京,並在9月14日受明治天皇召見,獲頒授予尚泰的冊封詔書。這一片面突然而至的尚泰冊封,完全是一場以「琉球藩」招牌,掩蓋琉球「自決權」的演出。明治政府並未對外公布尚泰冊封一事,但另一方面仍把琉球藩置於外務省的管轄下,將日琉關係的窗口開在外務省的牆上,使琉球依然被賦予「外國」的定位。這是需要留意的。
 尚泰冊封事件只是「國內化」的第一步。冊封的次日,副島外務卿就提出「為徹底貫徹我藩屬體制」,外務省官員應即刻前往琉球公幹的方案。被任命的使者伊地知貞馨,1873年3月到達琉球後,立刻為久米島、石垣島、宮古島、西表島、與那國島五個離島掛起了國旗,並把此事通知了琉球。他還要求琉球即刻交出琉球和歐美各國簽訂的條約正本,又以外務省指令的形式通達琉球當局,薩摩藩的「在番奉行所」就一變而為外務省派駐那霸的官邸。
 關於懸掛國旗一事,從掛旗的具體過程以及被要求要向上報告來看,這是為了確認日本國境的一種措置。在懸掛國旗的五個島中,釣魚島並未包括在內。可見此時以釣魚島為首的尖閣列島,還沒進入明治政府視野。

出兵臺灣與《北京專條》
 琉球「國內化」的同時,也出兵臺灣(編按:此即「牡丹社事件」),二者都取得了成果。大久保利通主導的明治政府,為了轉移、迴避士族們對琉球「國內化」的不平,特別強調琉球人和小田縣(編按:日本已廢之舊縣名)人民在臺灣的遇害事件,並策劃、執行對臺出兵的計畫。美籍外交官李仙德竟向明治政府進言說,日方可對大清國說,殺害漂流船上的人是所謂「生番」。他們已經不屬清國的管轄範圍,其居住地是所謂無主之地,依照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先占原則」,就可作為出兵臺灣的根據。
 獲知出兵臺灣情報的琉球當局,馬上表明反對此出兵計畫,並要求終止其行動。但是1874年5月,西鄉從道率領的日本軍隊,仍舊登陸臺灣的東南部,並對原住民實行鎮壓,最後招致清國政府的抗議和國際社會的反對。
 為了迴避一觸即發的危機,大久保自己權充特命全權大臣趕赴北京談判。當時輔佐大久保的國際法顧問,是一位被雇傭的外國人,叫博阿索那德(編按:Gustave Boissonade,法國法學家)。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眼看將要破裂之際,後來在駐清英國公使的斡旋下,雙方實現了妥協,並以《北京專條》的簽訂而告一段落。儘管如此,《北京專條》裡面只有「日本國屬民」等記載,全然沒有琉球和琉球人的記載。這個事實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
 博阿索那德片面把《北京專條》裡的琉球人讀做「日本國屬民等」,並逼迫清國承認「琉球乃是屬於日本的島嶼」。儘管經過他的一番解釋,但大久保還是覺得琉球是「日本所屬」之說法尚難成立,於是即刻結束談判並馬上回國,開始推進琉球處分(《沖繩縣史》各論編5近代)。同時仍對博阿索那德國際法顧問,就今後對琉球問題的對策進行了諮詢。
 結束諮詢後,博阿索那德匯總的意見書可見以下兩點。一、在《北京專條》中,清國政府應承認琉球是日本的,但是鑒於清國和琉球的歷史性宗屬關係,在處理琉球的「國內化」問題上,日本政府應先跟清國磋商。二、對於琉球的內政問題,必須在停止一切重稅的基礎上,讓琉球人民心悅於日本,進而對漸進性的統治感到心服口服。
 總而言之,要使琉球人民理解日清友好乃是基礎,在此前提下逐漸實現其「國內化」。但是大久保等人並未聽從博阿索那德的上述兩點意見,反而強制性地、急於求成地對琉球施行了「國內化」(廢藩置縣),這一點是應該加以留意的。
 大久保利通(內務卿)急於要將琉球「國內化」的方針,由松田道之(內務大丞)等人具體落實。1875年(明治8年)大久保、松田把琉球使節(池城安規等人)召到東京,強加給他若干個要求。
 大久保、松田蠱惑池城說:外國把琉球作為獵取目標,琉球已面臨巨大危機,琉球應接受熊本鎮台兵的兵營設置。面對如此窘困,琉球使節池城回答說:「琉球歷來不置寸兵,僅以禮儀遂行外交交涉,而與所有國家都能維持和平,如今若在琉球設置兵營,不僅容易成為外國的攻擊對象,也會對大清失去信義,所以不能接受兵營設置之事。」(松田道之編《琉球處分》)。

「國內化」與選項論爭
 面對有關藩王尚泰上京謝恩、藩制度改革等要求,池城們對這些干涉「琉球自決權」的建議都一一有力地拒絕了。如此一來,在東京的日琉交涉已走到盡頭。
 同年7月,闖入琉球的松田,向琉球首腦部宣讀了所謂「六條御達書」,其中明確包括廢絕中琉關係和將琉球「國內化」方針。同時松田還強調琉球是日本的版圖,他列舉的理由如下:日本和琉球的地脈連續性,人種、語言、風俗的共同性,歷史上支配和保護的實際成績,迫使清國承認向臺灣出兵乃「義舉」的《北京專條》等等。不過這些「論據」都是松田的片面之詞,琉球當局並未接受。
 7月20日的非正式會談上,琉球方面針對松田所謂的「地理、風俗、語言等相類似的論點」回答說,僅以此為根據就決定琉球是哪一方的版圖會產生麻煩等理由,展開了詳細的反駁。說服活動失敗的松田,只好再把琉球問題交回上面,日琉交涉的舞臺再一次被移回東京。
 這一時期,在琉球內部圍繞終止中琉關係之命的對應處理方式產生了分歧。「尊奉命令派」提出日本專屬論,主張順從日本,以保存琉球社稷。(尚球《廢藩當時的人物》)。「尊奉反對派」認為,琉球如果和大清脫離關係成為日本專屬,那麼「自決權」就會喪失,等同琉球廢滅,因此堅持琉球兩屬日清乃是最好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是,所有黨派的共同目標都是「琉球救國」、為了社稷的存續而提出自己的主張,只是他們達成目標的方法不同,而且主張「大清專屬論」的黨派並不存在。

日清當局的琉球認識
 日琉交涉的舞臺在1875年下半年被移到東京以後,琉球人的救國運動也在琉球國內或者東京、福州、天津、北京都開展起來。
 為了取消(日本提出的)「停止(向中國)進貢的命令」,琉球方面約請清國駐日公使何如璋,一方面向清國總理衙門獻上解決琉球問題方案,另一方面也請他擔負起向明治政府外務省交涉的工作。
 1878年9月到10月,何如璋與寺島宗則就琉球問題進行會談。何氏反復要求日方撤回所謂終止中琉交流關係的命令。但寺島宗則主張說,如何對琉球處分是日本「內政問題」,不能與大清合作。何如璋遂質問寺島,「琉球本來就是大清藩屬國,屬自治國家,為何日本要求其停止進貢?」何氏並提出抗議照會,嚴厲斥責日本制止琉球向中國進貢乃是「無信無義、無情無理的暴孽行為」(《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
 總之,寺島認為琉球是「內政問題」、「日本所屬」;何如璋則認為琉球既是「清國所屬」,也是「自治之國」。他們的差異值得後人關注。

廢琉置縣的「邏輯」
 正值何如璋與寺島會談的同時,松田道之則策定了「琉球藩處分案」,並以琉球依萬國公法來說不是隸屬國(半主國)(編按:日本在19世紀輸入西方國際法的觀念,認為「文明國」才擁有主權而為「自主國」,「半主國」則是半開化國,只擁有部分主權),主張其和對馬(鹿兒島)同樣純然為日本之一藩。原本1873年副島種臣外務卿對琉球所約定的「永久不變更琉球國體,其與清國關係也一仍其舊」,也被推翻,不再認帳。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對琉球斷然施行「國內化」的理由和具體措施。
 1879年1月到3月,松田處分官第二次、第三次來到琉球,最終於3月27日,在500多名日本兵和警官護衛下闖入首里城,宣示「廢止琉球藩、設置沖繩縣」。4月4日,明治政府把此事實向國內外公布。琉球的「自決權」就此遭到否定,王國體制遭到廢除。
 施行廢琉置縣的松田從橫濱出港的5日後,也就是同年1月13日,寺島也向英國駐日公使帕庫思就琉球問題交換了意見。
 會談中帕庫思提出以下質問:一、琉球難道不是「日清兩屬地」嗎?二、派遣松田入琉,是否為了廢琉置縣?三、琉球藩一向「尊有國法卻不以兵器而以道理服眾」;四、美國公使回國之前也明示,必須把琉球置於日清兩國的保護之下。英國公使的態度,使寺島外務卿大感麻煩(松田編《琉球處分》)。顯然當時英、美外交當局,不同意也不接受廢琉置縣的處置。(待續)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