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與中國
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中)

編按:馬戎為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本文原以「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為題,載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隨即引起大陸學界、政界的爭論。

 千百年來,中國向來是個多民族和合共存的天下秩序,昂然立於東亞。但冷戰後隨著中國復興的步伐,西方國家加緊利用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滲透中國,挑戰「多民族國家」的概念、及中國內部原有的族群關係。本文企圖與現代西方主導的強勢話語權相適應,但從中國傳統汲取智慧,並參酌美、蘇、印度等經驗教訓,積極建構中國的族群理論與政策,以為中國尋找一條國際現勢中處理族群問題可長可久的出路。其主張主要建立在兩個論點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兩種不同的認同群體,應區別對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這兩種引導族群關係的政策導向會產生不同的政治後果,前者有利於「民族─國家」的穩定,後者則相反。本文由於篇幅關係,分三期刊出;本期為第二部分。

三、「族群」的政治層面與文化層面
1. 族群有可能轉變為「民族」並重寫自己的歷史
 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論述「種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時曾強調,「種族」是「以基因遺傳的群體」,「民族」是「歷史的社會─政治群體」,而「族群」是「文化群體」。同時他又指出,儘管「族群」是個文化群體,但「在實際中,族群這一概念與民族(Nation)一樣與國界相關聯,儘管這一點從未包括在其定義之中。不同之處僅僅是一個國家通常只有一個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這就是族群具有的政治層面的意義以及族群具有潛在的發展成為獨立國家(民族)的可能性。所以,主要作為文化群體而存在的「族群」和主要作為政治實體而存在的「民族」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各族群及其領袖人物會積極在政治層面上爭取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在有的國家裡,政府也會給予族群一定的政治空間。在一定的內外條件下,族群和民族之間可以相互轉換。
 華勒斯坦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在北非的摩洛哥有撒赫拉維人(Sahrawi),他們有自己的民族解放運動組織(Polisario),堅稱撒赫拉維是一個「民族」(Nation)而且這個民族已經有1000年的歷史,但是如果去問摩洛哥人,他們就會完全否認撒赫拉維「民族」的存在,認為撒赫拉維人只是摩洛哥「民族」的組成部分。華勒斯坦認為從理論上無法解決兩者的分歧。但是如果在幾十年後,撒赫拉維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在解放戰爭中贏得勝利並獨立建國,那麼撒赫拉維「民族」「就曾經存在過」,如果他們失敗了,這個「民族」就從未出現過,「2100年的歷史學家將認為這問題已解決,更有可能認為這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有些國家的少數族群為了使自己的分裂主義運動具有某種合法性,也會努力「證明」本族群曾經是一個政治相對獨立的「民族」而且具有悠久的歷史,而這些「歷史」的可信度並不為政府和其他族群所承認。但是一旦由於某種機緣,這個族群確實爭取到了獨立,那麼這一套「民族歷史」也就成為新國家歷史的正式官方文本。

2. 族群「政治化」的具體措施:族群身分和族群關係的制度化
 由政府正式確認每個公民的「族群」身分,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邊界」制度化,使之成為一個正式制度,任何跨越這個身分的行為(一個公民改變自己「族群身分」)都必須得到政府的認可,需要經過一個正式的官方審批手續。「邊界的維護是一個族群的中心任務。一個族群如果失去了維護邊界所需要的自外部進入的阻力與內部的同化壓力,其成員就會不再具有相互認同的標誌」。這種安排對不同族群成員之間的相互交往與族群融合,無疑製造了制度性障礙。族群邊界的「清晰化」和個體「族群身分」的固定化,使得族群邊界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當族群身分與某些優惠政策或歧視政策相關聯時,族群邊界就進一步成為政治問題。
 族群關係的制度化可能會出現「正」和「負」兩種作用,優待弱勢族群的政策可能會改善族群分層(族群間在教育、職業、收入等方面的結構性差異)的狀況,歧視弱勢族群的政策則可能會強化族群分層。儘管「制度化」政策強化了族群意識,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和一定的條件下,優待政策可以緩解因此而帶來的族群隔閡與矛盾。但是優待政策既不會淡化族群意識,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化解與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識的加強,所以優待政策帶來的局面會是增進族群合作,緩和族群衝突,但是無法真正推進族群融合。前蘇聯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族群關係「制度化」,實施了大量優待少數族群的政策,明顯地改善了族群分層狀況,縮小了各族群之間在社會、經濟、教育、福利發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識並沒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礎上通過「聯盟制」反而強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識。一旦國內外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強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識就會轉變為「民族主義」運動。
 對於造成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出現的民族分裂主義運動的原因,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把民族問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做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極力使本國種族、族群問題「文化化」的思路顯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學者指出,不能忽視「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這種聯邦國家中的重要事實,即其領導階層並沒有鎮壓民族主義的認同,而是為了促進自己的權威,在本質上銘記這些認同並利用它們」。至於保留甚至強化民族認同的動機是什麼?我們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讀,但是這一觀點至少明確指出了前蘇聯等國家在對待民族認同的基本態度和制度安排上與西方國家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這一差異與後來族群關係的發展趨勢肯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3. 近代中國的「文化主義」與「民族主義」族群觀
 美國印度裔學者杜贊奇主張從一種「複線」(或稱「雙軌」)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複雜的歷史進程。他提出的「複線」,就是「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可能以不同的程度與形式交替出現於中國歷史上的觀念與思潮(敘述結構)當中。
 他承認中國傳統的族群觀念中的實質是「中國文化主義」,「文化主義是一種明顯不同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主義指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於文化自身優越感的信仰,而無需在文化之外尋求合法性或辯護詞」。「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意識形態、身分認同主要是文化主義的形勢,是對於一種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標和價值觀念的認同」。這種文化主義即是「把文化──帝國獨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統──看作一種界定群體的標準。群體中的成員身分取決於是否接受象徵著效忠於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以「文化」確定認同和「有教無類」的主導思想。
 但杜贊奇又指出,與此同時在中國還存在另一個「民族主義」族群觀。每當中原王朝衰落和瀕於傾覆的時刻,如南宋和南明,「夷狄」已經不再是中原禮教可以居高臨下實施「教化」的對象,而是洶洶入侵足以滅亡中華文明的嚴重威脅,此時漢人就會放棄「天下帝國的發散型的觀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漢族與國家的觀念,夷狄在其中已無任何地位可言」,從而萌發出漢人防禦性的「民族主義」。這時,保衛漢人國家、抵禦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就成為民族英雄,夷狄則被描述為無信無義、兇殘無比、不可同化的「異類」。明末清初的學者王夫之甚至提出,「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與之道,非以施之異類」。
 清朝末年,出於對昏庸賣國的滿清朝廷的極度不滿,漢人知識階層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他們把對清廷的全部憤恨都發洩在滿族身上,從而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當年激進革命黨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衛、陳天華、鄒容等人的言論帶有強烈的漢族反滿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這種情緒影響到了早期的孫中山和同盟會。與之相比,保皇黨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則堅持中國儒家傳統的「文化主義」和「有教無類」的觀點,認為滿清已經接受中華文化而不再是「夷狄」,應以「中華」待之。「康有為相信,(中華)群體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組成的,而不是僅僅侷限於一個種族(漢人)或少數民族群體」。
 由於認識到漢人主導的民族主義在推翻滿清之後將很自然地導致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等脫離中國,所以「孫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國領袖試圖用自己的政敵即維新派和清廷所闡釋的文化主義民族觀的敘述結構來補充自己的種族主義的敘述結構。中華民族開始由『五族』(滿、蒙、藏、回、漢)組成,從而中華民族繼續承襲著大清帝國的邊界線」。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它在一個擁有複線的並行軌跡上不斷交替變換著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強調中華傳統具有一個以「天下」為視野、以「文化」為核心、以「教化」為發展的族群觀的同時,不能忽視在歷史上還存在著一個以「種族」為特徵、以「漢人」為邊界、排斥與仇視「異族」的民族主義的族群觀。當中華強大時,漢人會表現得寬容和開放;而當夷狄強大並威脅到漢人群體的生存時,漢人當中就會出現狹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義。
 晚清時期的保皇黨堅持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以儒家文化為群體認同的標準,主張把接受了中華文化的滿族和其他族群都視為「中華」的成員,以此為基礎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族群「文化化」的觀點。而當時激烈反滿的革命黨,則堅持漢人「民族主義」族群觀,把漢、滿等各族群看作是各自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從而把漢滿之間的族群關係「政治化」、族群邊界清晰化,強調滿、漢不同「種」,否認各族群成員之間已經出現的文化融合和認同意識的融合,堅持要 「驅除韃虜」,才能「恢復中華」。
 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前蘇聯的「民族」理論,從社會革命、民族平等這樣的政治層面來表述中國的「民族關係」,客觀上繼承了「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族群觀。而國民黨和蔣介石則否認這些族群為「民族」,認為它們只能算是「宗族」,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似乎繼承了中華傳統和清末保皇黨「中國文化主義」的族群觀。歷史發展軌跡的變幻總是那麼複雜和不可思議。

4. 大陸1949年後實施的民族政策
 在中國幾千年的社會變遷中,雖然也有過短暫或局部的反復與曲折,但是發展方向的主流始終保持著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為核心推動各族群 的「自然融合」。這個歷史進程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
 1949年全國解放後,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氛圍中,中國政府不得不與蘇聯結盟。我國在社會組織、經濟制度等各方面都參照了前蘇聯的做法,在民族問題上也採取了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先後正式認定了55個少數民族。這樣就把一些處在族群邊緣的「模糊」群體「識別」為獨立的民族。通過「民族識別」工作和戶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記制度,使族群之間的邊界明晰化而且使每個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邊界清晰化,從而強化和固化了人們的「民族意識」。
 其次,對所有少數族群都採用了「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權利」,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先後陸續成立了5個省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和120個自治縣(旗)。
 第三,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少數族群實行優惠政策。對於在當時情況下確實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權利的一些族群與地區(如西藏的藏族),這些政治措施在當時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但是與此同時,也把一些原本已經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滿族)也「政治化」了。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族群與地域正式掛起鉤來,使各個少數族群獲得了某種獨立的政治身分、政治權力和「自治地域」,確保了「少數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區內當家做主」,確保了在行政體制、幹部任命、財政管理、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少數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優惠政策下得到較快發展。但是在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過程中,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強調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時,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從制度上保障少數族群各項政治權利時,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一些族群向加強其「民族意識」的方向發展。
 應當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相關的各項政策執行了半個世紀以來,得到了各族幹部和人民的擁護。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在財政、物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大量補助,在各項稅收和提供貸款等方面給予特殊優惠,在計劃生育、兒童入學、就業、醫療、上大學、幹部提升等許多方面給予少數族群成員以優惠待遇。培養少數族群幹部是建國以來我國黨組織和政府機構幹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少數族群學校和大學,成為培養少數族群幹部的主要機構。各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主要官員,必須由當地少數族群幹部擔任,「民族成分」也因此成為這些地區選拔黨政幹部的一個重要條件。以上這一系列以少數族群為對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項優惠政策在推動我國各少數族群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各族幹部群眾的「族群意識」依然保持並在這些制度與政策的環境下有所加強,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員當中也出現了「族群意識」向「民族意識」轉化的現象,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與政策,實際上繼承了晚清革命黨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華民族」和56 個「民族」都看作是某種政治實體的表現形式,前者以國境線為國家邊界,後者以「自治地方」為族際邊界,兩者雖然層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對這些「民族」進行「識別」並確定了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後,就開始有意或無意選擇性地搜集和利用各種「史料」來構建「民族」話語,包括在對史料進行重新詮釋的基礎上構建「民族歷史」,這樣的事例並不少見。
 今天我們提出把族群問題「文化化」的思路,也許可以說是對傳統「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延續。進入21世紀後,我們很可能還是依舊在「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和「民族主義」族群觀這兩條「複線」的歷史軌跡上交替行進,在行進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探討和爭論,當然,最後這些爭論的正確與否都會由社會實踐來檢驗並作出判定。
 中國政府採取族群問題「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和50年代蘇聯的影響外,其他外部勢力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少數民族問題始終是西方國家批評其他國家的核心議題。面對西方輿論批評和外交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國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並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而這些措施將有意或無意地使本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這些國家的政府期望通過這些做法來平息或緩和西方國家的批評,但是其結果最多不過暫時緩和了外部的批評,而少數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會不斷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也將毫無例外地將得到西方國家的全力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在本國族群問題上所做出的政治讓步非但沒有緩解國內的族群問題,反而使隨後的「民族分裂運動 」具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待續)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