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族群關係的演變


 編按:2004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發表了一篇題為〈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的文章,對1949年以後大陸政府實行的將「民族問題政治化、制度化」的民族政策提出不同見解,揭櫫「族群問題去政治化」的新主張。他的主張主要建立在兩個論點之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兩種不同的認同群體,應區別對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這兩種引導族群關係的政策導向會產生不同的政治後果,前者有利於「民族-國家」的穩定,後者則相反。接下來,馬戎又在後續的幾篇文章中進一步主張全面實施「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發表後,在中國大陸民族學界引起了反響與爭論,對於馬戎教授這兩個方面的論據,政界和學術界都有重量級人士提出強烈反駁。
 2012年4月,大陸民族學界與民族事務相關部門舉辦民族理論研究熱點問題學術研討會,對馬戎〈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與繁榮一體〉和〈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等文章中的觀點展開強力批駁。其中主要的論點是,一、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偽命題和主觀臆斷,違背中國憲法,違背了中國的歷史與國情,違背了民族與民族問題發展規律;二、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廢除之。
 本刊自改版起,即連續登載了有關中華民族與中國族群議題的系列文章,為方便讀者把握近年來大陸有關族群議題爭論的脈絡,本刊從本期起特別不定期選刊馬戎的相關文章,期待接續本刊之前系列文章的線索,讓讀者有機會進一步思考中華民族這個大議題。

 我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教材《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2004年),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現代化對民族關係的影響。那一章談的主要還是社會學的現代化理念、現代化模式,也講到當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進入現代化階段的時候,當地的少數民族怎麼來應對,在理念上和教育上等各方面,應當怎樣來改變自己的現狀,應付這些挑戰,如何加入現代化進程。我提出,當少數民族面臨這樣一種競爭態勢之後,應當思考怎麼提高自己,改變觀念,加強學習,不能固守傳統,要大膽勇敢地走到一個更大的社會和世界中去。同時也談到在西部大開發中,新疆當地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的現狀導致了少數民族畢業生在就業競爭中的劣勢。
 在討論現代化問題時,我們不僅需要思考微觀層面和實際應用層面的問題。在分析這些具體地區少數民族面臨的、需要應對的問題和應對辦法之前,我們應該對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和各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有一個總的框架。這樣我們在思考具體問題時,頭腦會相對清楚一點。
 應當說,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處理本國的民族問題方面,與本國歷史上形成的傳統做法相比,確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民族關係研究中,我們最關注的無疑是自己的祖國中國,而對我們理解中國1949年以來民族關係問題最重要的參考物件,就是我們的近鄰,也是曾經長期實行類似政治社會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俄羅斯。作為中國人,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情況瞭解多一點,對沙皇俄國瞭解少一點。

因俗而治
 中國的中原皇朝在歷朝歷代的更替中,對待周邊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一個傳統。為什麼把中國的「二十四史」讀下來,似乎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具體詞語,能夠把所有少數民族都囊括在內?所謂「北狄、西戎、東夷、南蠻」,那只是春秋時代的幾個泛泛的稱呼,表示當時的中原列國之外(甚至之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的群體。
 為什麼沒有產生一個詞語囊括周邊所有的少數民族?我想,那是因為這些群體的基本情況是各不相同的,人口規模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發展的水準不同,而且各個群體與中央皇朝的關係也是不一樣的,有的非常緊密,有的比較疏遠。所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所有這些群體,並不恰當和確切,會忽視掉這些重要差異,在處理民族關係時會導致重大誤差。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中原地區形成了比較先進的華夏文化,在周邊形成了其他許多群體。在處理中原群體與周邊群體的關係方面,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觀念:一個是「夷夏之辨」,強調兩者之間存在區別;另一個是「有教無類」,強調蠻夷可以通過接受華夏文化而加入中原群體。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實際也就是華夏文化向周邊擴散的過程。當然,中原文化在施以「教化」的過程中也會吸收「蠻夷」的文化,如音樂、舞蹈、騎具、農作物等等,會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吸收進中原的文化中。中華文化是核,會不斷從周邊吸收養分,在這樣一個文化交流的框架內不斷生長而變得豐富,這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基本脈絡。
 各個地方的少數民族接受漢化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而且在相互交往當中,與漢族混血的程度也不一樣。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中國歷朝皇帝對待邊疆或境內(包括內地)各少數民族群體的態度和政策是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並沒有用同一個政策來思考、理解和對待不同的群體。有兩個詞大家都聽說過,這就是「生番」和「熟番」。「生番」就是指那些尚未接受教化,茹毛飲血、穿著毛皮、住著草棚的發展水準較低的群體;「熟番」指的是基本上被漢化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群體。清朝在稱呼穆斯林時,把西北穆斯林群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叫「漢回」,指的是講漢語的回族,另一部分叫「纏回」,指的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突厥語系的群體,也是表示兩者有所不同,應予區別。
 這些相互對應的詞語和稱呼,像「生番」與「熟番」,「漢回」與「纏回」,表示了當時統治者根據各族群和中原漢人的血緣關係、接受漢化的程度、與中原皇朝的政治聯繫,對它們給予不同的稱呼,區別對待,採用不同的政策,而不是簡單地制定一個政策,用來對待所有的民族。比如清朝管理西藏有一套特殊的制度與政策,承認達賴和班禪的特殊地位,在拉薩設有駐藏大臣,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有金瓶掣簽制度,有〈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等規章,而在邊疆其他地方就沒有這些制度與規章。清朝是根據當時西藏的特殊情況,一地一策來制訂各地具體的治理辦法。清朝管理蒙古又採用另外一套辦法,如有額附制度,所有蒙古王公的兒子要娶滿族皇室的格格,這些駙馬叫額駙,而且要定期到北京來當差,多少有點人質的性質。這個制度就沒有在西藏實行過。

因地制宜
 既然各個族群的實際情況是不同的,中央政權就不一定需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來對待所有的群體。清朝在對待藏族各地區時是區別對待,對待衛藏地區、西康、青海各地的藏區都採用了不同的政策。中國歷朝的中央政權通常會根據各群體和中央政權關係的遠近、親疏,當地漢族居民的多少,接受中原社會文化制度方面的差異來制定具體的制度與政策,如在一些地區設置了世襲的土司制度,但在當地社會狀況發生變化後,也會根據條件進行「改土歸流」。為什麼有的地方設流官,有的地方置土司,有的地方是番王,有的地方像西藏還設了嘎廈政府,給予達賴喇嘛很高的地位和權威?這些差別源於中央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的不同的制度。
 總的來說,清朝政府根據各民族的歷史、人口、宗教,跟漢族的關係等等差別,一一分析,區別對待,一族一個制度,一地一個政策。這種區別對待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且正是因為這樣區別對待,才能夠被當地族群首領與民眾所接受,因地制宜地促進族群交流與融合,才能推動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才能比較合適地、恰到好處地處理各地的民族關係。如果把雲南的政策拿到西藏去,西藏是不會接受的。而把在習俗和認同上已經跟漢族基本趨同的族群像對待藏族那樣,客觀上也沒有這個必要。所以,我覺得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們針對各個民族的不同情況,給他們以不同的稱呼,設計不同的制度,採取不同的政策,是有他們的道理的。《明史》對每塊少數族群聚居區分開論述,在「列傳」下面的「土司」部分有十卷,每卷中按地區對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各個土司的歷史、轄地都有論述;在「西域」部分有四卷,共分為58篇。《清史稿》中「土司」有六卷,增加了甘肅土司部分,「藩部」有八卷,涵蓋了內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另有「屬國」四卷。各篇對這些群體的歷史沿革、制度設置、重要人物、中央政策等都有詳細介紹。西藏是西藏,青海是青海,新疆、蒙古也分為各個具體地區,分別論述,南方的各個土司,都有各自的歷史,採取不同的辦法治理。
 根據各個民族的具體情況,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對不同群體是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而我們今天的民族政策,不論各民族人口多少,聚居情況如何,文化差異程度,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這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現在講民族政策時,要求有統一標準和一致性,我們在許多做法上是「一刀切」的,不是區別對待的,換言之,不是實事求是的。這主要是受到建國後意識形態主導的影響,是不符合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處理民族關係的傳統的。
 正是由於在幾千年的民族交往史中,中央政權採取了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思路和政策,逐步把「生番」轉變為「熟番」,把「熟番」轉變為子民,採取分段推進的辦法,分地區、分物件、分時期地逐步推動中華文化對邊疆民族的「教化」進程,使歷史上居住在周邊的許多少數民族人口逐步融入了中原群體,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有效地推動著群族交流與融合。而當我們採用「一刀切」的單一政策來對待實際情況各不相同的這些群體時,把它們都識別成「民族」時,事實上也就中斷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不斷前進的融合過程,而且在一些局部地區甚至出現了逆轉的現象。這是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民族關係的人需要深思的。
 當年俄國的統治機構對待沙皇軍隊在一、二百年內迅速征服的各個民族,實際上也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在這方面,我們並沒有很多人去花功夫研究這方面的歷史,去瞭解當年沙皇政府是怎麼治理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怎麼管理高加索的,怎麼管理中亞哈薩克部落的,怎麼管理布里亞特人的。雖然沙皇俄國在各地設了總督,但是仍然讓地方部族首領保留了一定權力,給了某種封號,這樣既保持了中央的權威,也使地方部族首領能夠接受。沙皇俄國在治理少數民族方面也是有一套辦法的,而且多少也是因地制宜和實事求是的,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對待不同部落採用不同的方法。這樣才是聰明的統治者做的事。

面對當代民族事務仍須結合與本國實際
 因此也許可以說,我們今天在處理民族關係方面不一定比前人聰明。那麼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的思維方式過於意識形態化,視角和思路都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
 為什麼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會把實際上已經與漢族基本融合的某些群體和那些確實差異很大的某些群體都同樣正式識別為「民族」,而且都要建立自治地方呢?我想,這很可能是由於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因為我們必須要堅持史達林的民族理論,我們必須要貫徹「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則,既然要完全平等,這些群體就要在我們的制度當中據有完全平等的位置,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群體在許多問題上的本質差異、事實上存在的重大差異統統忽視掉了。
 教條主義地把意識形態作為思想和行動的原則,必然會在很多事情上出問題,因為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時會脫離「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比如說,在國際問題上,我們過去的口號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可是那些國家裡的民眾根本就沒想讓你去「解放」。我們當時看待這些問題時,憑的都是「想當然」,整齊劃一,強加於人,自認為有解救全人類的使命。這些國家的人民群眾如果信仰共產主義,人家自己會起來革命的,用不著外人來解放。
 意識形態其實跟宗教有相似之處,虔誠的教徒相信別人應該而且一定會信仰自己的宗教。就像現在的美國總統小布希,他堅持認為伊拉克人民會接受美國的多黨民主制度,薩達姆(臺譯「海珊」)是專制暴君,伊拉克人民一定會用鮮花和親吻來歡迎解放與拯救自己的美國軍隊。伊拉克的社會當然存在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是天堂,但是在伊拉克人心目中,什葉派、遜尼派之間教派矛盾的調解是比實行西方的多黨制更重要的事。在薩達姆被推翻之後,什葉派和遜尼派領袖們就把傳統的部族意識強化起來了,薩達姆政權的倒臺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他們得以發洩累積的部族仇恨或者是教派仇恨,實際上是把原來累積的社會矛盾都激發起來,而美國扶植的傀儡得不到社會大多數民眾和部族的認可,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應當說薩達姆統治伊拉克還是有一套辦法的。他的許多做法當然違反人權,很殘忍,這沒有疑問,但是,這也許就是歷來當地伊斯蘭部族維持社會秩序的有效方法。一些做法當然很不人道,應該譴責,但是在他控制之下,遜尼派少數和什葉派多數大致可以和平共處,社會有序地運行,如果沒有非常過激的推翻政府的行為,政府也不去鎮壓,保持了伊拉克的穩定。也正因為伊拉克社會穩定,財政上富足,在中東屬於軍事強國,才有能力去打兩伊戰爭,才會想到侵略科威特。結果導致美國軍隊介入,把伊拉克打敗了。薩達姆判斷錯誤,弄得一敗塗地,戰敗後被聯合國禁運,只好石油換食品,經濟上衰敗下來。在戰前伊拉克的經濟是很強和有實力的,所以在兩伊戰爭期間戰績不錯。這就是說薩達姆在統治這個部族國家、維持它的社會秩序並使它成為一個地區強國方面,實際上還是有效的,是具有某種權威的,遠勝於美國人現在扶持的傀儡。
 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這些傀儡人物也不是不聰明,他們是阿拉伯人,理解當地的傳統和部族民眾的思維方式,但是他們是美國人扶植起來的,必須按照美國人的思路來辦事。要是按照美國人的多黨制來組織選舉,這種規範,那種制約,就等於把自己所有的傳統智慧都放棄,然後聽美國人的指示去做,等於成了美國人手裡的一支筆,美國人這麼寫、這麼畫,你就跟著走。這嚴重脫離了本國社會的實際,其結果可想而知。伊拉克走到今天,就是美國人用意識形態理念在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另一個國家強制推行自己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實際上在骨子裡,美國人希望伊拉克人改信基督教,這當然是做不到的,只是美國人的夢想。
 有些政治制度,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那麼是不可能真正紮下根來的。「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則化而為枳」,換個地方,就變味了。很多東西是不能移植的。有些東西你可以複製其外殼和形式,但內核是很難複製的。我們在討論全球化時,有些制度,比如公司制度,比如股票、市場,我們可以學美國,但是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基層組織,實際上是很難改變的。表和裡,形式與內容,必須區別對待。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