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辛旗先生論兩岸關係(下)


中國必須跨越「顏色革命陷阱」
 我們現在來看辛旗所提中國必須跨越的「顏色革命陷阱」。這裡的顏色革命其實涉及兩個政治層面的理念:一方面,它像是順應一種「政治發展」理念的美國夢,企圖能助長所有國家都朝民主政體發展,結果自本世紀以來先後在一些歐亞的前共產國家和亞非的穆斯林國家,出現種種以顏色或花朵之名而進行的民主革命;另方面,它實是反應著西方自古以來的一種「政體迷思」,在認知到政體可以改變的同時,堅持不同政體的國家自有其危險性,從而戰敗國必得將其政體改同戰勝國。換句話說,顏色革命實是「只能轉為西式民主政體」的當代隱喻,體現了近代以來全球西方化的一項權力意圖。這樣或得就兩點來理解所謂的「跨越顏色革命陷阱」:首先,只要中國不是民主政體,再怎麼自許要和平發展,都會因政體情結而必為西方心頭之患;其次,如果中國還堅持要進行這樣的和平跨越,勢須正面迎擊並建構一種合理又合法的憲政理論,而這就首先要從更根本的角度去辨識更深層的「政體論陷阱」。進而言之,要進行這樣的深層辯護,勢必不能採行笑罵由他式的閉門造車,而毋寧要能適當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這就意味著最好能從西方政體理論的根底之處,來辨識出如何超越這種陷阱。
 我們且從做為美國立憲淵源之一的孟德斯鳩說起。我們知道《法的精神》一書早已成為西方的立法範式,而該書內容實可概分為三部:第一部在建構三種政體(民主或貴族的共和、君主、專制)的形式、精神與運作法理,第二部在將不同政體聯繫起自然地理、人口特性、風俗習慣等因素,第三部描述法國承繼的法制史淵源。通過這樣的整體認識,乃能了解書中第一章的斷言:政法國體絕不可能片面的橫向移植,及其就此確定並期待法國未來立憲的方向。

孟德斯鳩:中國是最愛好和平的國家
 有趣的是,該書除了對法國自己之外,論及最多的國家除了古羅馬就是中國。只不過由於其建構的三種政體精神(平等、榮譽和恐懼),竟被人以「中國同時容有三種精神」的例外,而向其立論提出質疑;因而他甚至得獨闢一節專論中華帝國:除了將它認定純為專制政體之外,並將一切讚揚它的優點都說成是來自意外。然而就在這樣的語境中,他卻提出了一個令他自己大為震驚的一個論斷:中國是最愛好和平的國家,竟然可以容許一國多制──大清皇朝容許蒙古和西藏能維持其既有政制。換言之,傳統中國竟然不需要統一全國的政體,也能維持境內不同族群之間的和平。
 其實,孟德斯鳩之所以會對中國誤判,關鍵還在其侷限於西方論政治的傳統,也就是偏論政權而少談治理;換句話說,他未能認知到中國強調善治的傳統,實結合了周朝封建政體始建的龐大官吏體系與歷代君主政體所伴隨的士人政治。事實上,孟德斯鳩這樣的政論傳統,可直接上溯至古雅典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的《論政體》曾因後人著眼點不同,先被羅馬西塞羅譯為《共和國》而延用至歐美,再被日人譯為《理想國》而沿用於中國;其內容則是始於一種理想城邦的建構,再演繹出不同政體起落的循環過程。至於亞里斯多德的《論城邦》,開宗明義即直言城邦學就是政體學;後來,希臘文的「城邦」成為西方語言中「政治」的共同辭源,如果換用今天的說法即:政治學就是政體學。

每一政體都混有其他政體的成分
 我們簡介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偏重政體論的淵源,但接下來,卻要將重點轉到亞里斯多德的一種政體實踐觀。一般而言,其政體學的立論基礎有二,一是確定政體設計需同時考量到財富、名譽等的「質」與人數的「量」,二是據此認清三種常態政體(君主、貴族、民主)和三種變態政體(僭主、寡頭、貧民)。然而,每當他落實到描述各種政體的實際情況時,都要列出該政體所混有的其他政體成分,也就是每種政體都是含有不同成分的混合政體;這要換成今天的情況,即如民主的美國或法國,均容有君主制的總統、貴族制的參議院與民主制的眾議院,然而無論美國或法國都稱自己為「共和」;再如缺少參議院的中華民國卻有個英文名為中華共和國,而這又能自然對應起三權組合全然相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鑑於民主可以容有不同政體成分,而共和又得有合理而合法的混合之義,因而或能以共和之名來處理各種政體,尤其是各個政體都必有不同的成分混合,以致單稱民主或君主等等反而容易走偏而不自知。事實上,這絕非是我在此擅做發明,而是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早有先例可循:首先,有羅馬共和時期的希臘人波里比烏斯,指出該政體如何融合了三種政體成分的最佳組合;然後,有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維利:他先在《君主論》中,基於對佛羅倫薩君主得以統一全義大利的期待,透過新占有共和國的混合君主國以及脫胎自原共和國的全新君主國,論述了君主和民主的動態共和現實;其後在《論李維》中,正式指出良好的共和國是針對自己的特點,而將君主、貴族、民主做出最適當的組合,並以斯巴達貴族共和與羅馬民主共和為例(儘管今天重看羅馬史,會發現羅馬共和裡的貴族成分其實要重於民主)。

除了政體更應考慮政府能否帶來善治
 我們從亞里斯多德和馬基維利,看到共和政體組合的現實和設計的必要;從西洋政治思想的希臘起源,看到如何在政治實踐中重政體而輕治理;在孟德斯鳩所建完整立法範式之餘,看到由於對實情的陌生使他在模式套用下嚴重曲解了中華帝國。相對而言,我們不妨再想想:戰國時代承襲西周政制與大國政務而設計的《周官》,其龐大而又縝密的六部官制如何漸次落實為中華帝國上千年的穩固磐石;戰國以後的士人政治如何正面扮演了中國政治實踐史的最大特色,以致當韋伯談起文藝復興時期的上百位知識分子時,竟要惋惜地慨歎:若是他們也能像中國士人那般得以從政,那麼接下來幾百年的西方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然後,再看看世界上仿行美式總統制的國家幾乎都以獨裁告終,以及美國隨著低投票率所呈現的財閥民主共和。於是當能了解,若要跨越「顏色革命陷阱」,勢須認真面對「政體論陷阱」;這裡不是說政體本身不重要,而是要注意到除了政體理論自有的問題,還必要同時考量政策效力的善治問題。進而言之,當西式「比較政府」教科書只以不同的發達民主國家為材料,而眾多非西方國家也習於並著迷於以之為學習教材時,流行的「政體論」其實正面臨著需要深刻進行「制度性反思」的急迫情境;唯此反思意味著特需就自己所處的制度進行反思,亦即臺灣需對自己財閥民粹的走向做反思,大陸則需反思其黨國民本現況,也從而即雙雙進入重構憲政規範的情境。

憲政重構不能忽略《反分裂國家法》
 事實上,當前憲政重構正面臨一個有待超越的關鍵性問題,即兩岸同屬一中的「一個中國」認同問題。我們知道,孟德斯鳩曾指出民主共和的立憲原理在遵行道德,唯此道德無涉於一般的世俗倫理,而是特指「愛國家」和「愛平等」這兩項原則。這樣再來看臺灣,早先臺獨正因其反「一中認同」才訴諸民粹,畢竟臺獨訴求者的立場是革命,是推翻求統的中華民國政府,以致批評他們違憲違法直如在做變相肯定;現在這民粹源頭已氾濫並裂解為種種鴕鳥式爭議,因為民主的愛平等早已結合起資本主義的愛自由,而且被後者追求私利的絕對精神遠遠凌駕。在這樣的背景下,傾向臺獨的人士之前不在乎服貿、貨貿,現在也自然要看輕會破壞「九二共識」的嚴重性,更別提誰還會記得破壞「九二共識」將涉及對岸法律底線的《反分裂國家法》──其中提出三個動武條件:一指「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二指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三指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在此三條件下,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事實上,臺灣輿論從一開始就不怎麼理會這部法律,之後一般媒體也不再提及,於是就被大眾有意無意地遺忘了。這樣的民主特質或民粹精神大概非為中共當局所能理解,而辛旗先生這回即不忘強調《反分裂國家法》得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類條款,並似寬大而示好地指出:該法特別未明列國號的重大意義,實是本於之前從《五五憲草》直至抗戰勝利後制憲行憲的精神而來,竟似意味著兩岸再進行統一制憲談判時,甚至,連國號都可以再議。

需要新而合理的共和論
 的確,《中華民國憲法》源自於由《五五憲草》開始經多黨協商而修改成的《政協憲草》,但我們或需立刻指出兩點:一是《五五憲草》內容實質的三個偏向──獨裁政權、一黨獨大和國父遺教,前兩者其實離開正式憲法極遠,以致在抗戰後制憲時被大幅修改;第三者則在行憲後落實於次級法律時大打折扣;並且,《中華民國憲法》先曾長期凍結於戡亂戒嚴時期,後又配合統治者的臨時需要而一修再修,以致未曾完整地照章實施過。二是中共當局當年不但拒絕接受《五五憲草》,也拒絕參加抗戰後的制憲行憲,因而當前在一定程度上所暗示的開放保證,恐怕仍需在朝向統一的修憲內容上釋出相當程度的合理性與可信度:它需能超越西方「政體論」的陷阱,並以一種新而合理的共和論直接攻克「顏色革命陷阱」;它還需能在「一國兩制」上給予臺灣可信的說辭,而這就得在法社會學和比較法學的基礎上,認清並承認雙方法制的歧異,並在傳統中華帝國政治實踐「一國多制」的史實基礎上,提出可行且能被接受的若干原則。
 基本上,「合理性」可能只是建立「可信性」的必要條件之一,而後者卻常要緣於某種僅僅基於偏愛的價值取向。我們且以比較法的一個例子來看:儘管國民黨在實質上曾有長時間凌駕於其他政黨,但在《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第七條即已明言所有黨派一律平等,而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這樣的政黨平等觀幾乎已根植於臺灣民間;相對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但沒有類似條文,甚且在其序文中即已明言一切黨派需接受共產黨領導,這種源自建國功勳的特殊地位也已長期落實於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政治常態。那麼,且不論民主社會具有難以接受黨派不平等的天然傾向,中共當局是否能以其權力的穩定性來保障並保證臺灣既有的民主制呢?
 我們再以政治實踐上的示例來看:馬基維利曾透過許多歷史和時代經驗來檢討一個君主國征服了一個自由國之後的治理問題,鑒於後者的人民已習於不做遜順之民,因而建議新統治者毋寧採取最有效的做法──毀滅他們或流散他們,並預言不然就只能靜待被他們消滅。尚幸就他所舉毀滅迦太基的羅馬之例而言,事實是羅馬和迦太基當時皆為共和國,只是羅馬為他所認定的民主共和。那麼,滿清皇朝和蒙古部族是呈現什麼樣的一國兩制呢?他們在政權法理和政治實踐上到底是什麼關係又如何運作呢?

「一國兩制」之外更需良性「憲政發展」
 然而無論如何,「一國兩制」的說帖只能算是中國跨越「顏色革命陷阱」的一小步,真正關鍵還在它能否確立足以超越「政體論陷阱」的良性「憲政發展」:這樣,既有國內層級的「政治之道」,而能在政體上建立兼顧菁英性質和人口數質的「共和憲政」,又能在治理上實現講求優質性延續和創新的「科層善治」;然後又有國際層次的「共和天下」,而能在目的正義和程序正義上皆掌握住大國之仁的「正義之道」,能夠基於《易經》所言「群龍無首」的吉象而執有公正對待任何政體的「共和倫理」。

西方輕忽倫理 儒家知命行仁
 其實所謂的正義之道或共和倫理,說穿了也就是大國不稱霸而行仁道,而這就來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範疇,也就來到了辛旗先生的期待:兩岸必須就中華文化共赴國難。在他看來,西方文化已走到盡頭,因為它輕忽倫理規範途徑,而放縱人工智能、基因生技等科技去控制人類及其發展;這樣,做為中華文化本源的倫理傳統即適逢其時,直接聯繫上習近平所認識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確,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誘因下,今天西方已將知識教育整個綁住發財經濟,並因此幾乎要窒息了西方的傳統倫理規範;這般困境一方面緣於基督教的信眾大減,另方面則在於傳統霸道的政治文化。事實上,無論耶穌如何訓誡要愛人無私,但我們在西方漫長歷史中看到的,是一神的絕對信念如何引出對外的異教戰爭與對內的教義詮釋之爭,其宣教既配合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擴張,而又對其霸道擴張束手無策。
 從葡、西兩國開始,近代西方強國的興起幾乎都會踏進「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這不只是雅典和羅馬以來的歷史經驗,更是與霸道擴張的信念長期相依。事實上,習近平再怎麼重申絕不稱霸,都難取信於西方,原因之一恰在後者的兵學史中從未有過《孫子兵法》的「保民惜生」信念。此種信念一方面落實於「全國」和「全兵」,要保全的是敵我雙方的國家和軍隊;另一方面則看重「伐謀」和「伐交」,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事實上,這樣的兵法觀絕非突如其來,而是深深孕育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其根據中有春秋同期的《論語》,如孔子談及治國之理序在「庶、富、教」:非戰才會人口持增,然後才能眾求富裕,然後還需教人以禮,如是整體貫串著人口、經濟、政治和文化;還有遠早於春秋的《易經》:例如從其第四卦的「蒙」卦起,一連八個卦自然展示出某種可行於天理人事上的運作之道:在蒙昧需教的「蒙」卦之後,依序是「需」求引出爭「訟」,再釀致兵「師」戰爭;這樣肇禍不行,所以要親「比」結緣,才能在人財積聚上出現「小畜」,然後就要教人「履」踐以禮,始得進入國「泰」民安。
 誠然,我們只例舉了《論語》和《易經》,但它們恰是古來對中國讀書人影響最大的兩部書。《論語》在漢朝即成為基礎讀物,其內容在教人如何學為君子乃至為政,配以雋永章句和篇章布局的美好形式,最能循循善誘著學生自習其修齊治平的倫理大道;《易經》則向為進階必熟之書,其六十四卦兼三百八十四爻蘊含了人世間一切機遇名目,足以滿足個人隨事自占或遇難自解之能,也就解除了種種宗教迷思外加的虛妄發想;然而更重要的是真儒絕不迷信,畢竟六十四卦加上錯綜詮釋已足讓儒生了解相關機遇的諸般解法,而所有卦爻指點趨吉避凶之方的象辭又已全按著儒家的君子之道。總而言之,《論語》和《易經》都秉持著儒家的核心概念──知命行仁,並以不同的成書方式去教育和訓練成德君子。

兩岸應談判處理教科書問題
 於是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辛旗對中華文化發展的三個關注重點。第一點涉及習近平注意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但辛旗擔心的是當前中國對文化和文明的準備還不夠,比方孔子學院師資班都還會出現培訓學員極缺中國文化基本常識的現象。我們覺得這需要提升復興中華文化的政策高度,並在制度面和教材面提出具體的落實方案。第二點涉及科技與文化的聯繫問題,似乎國人常會因現代科技源自西方而輕忽中華文化,因而辛旗期待在社會實踐中的科技人都能融入中華文化的本源性傳統。我們覺得這需要徹底重建中華文化的內涵高度,不但現代科技暴走需要中華倫理文化的協調,而且我們必須認識道:近代中國科技落後肇因於前清鎖國,而此前中國科技的成就則始終伴隨著自己的固有文化。第三點涉及臺灣教育「去中國化」的問題,辛旗覺得文化臺獨正深深聯繫著法理臺獨,因而建議兩岸需談判處理教科書的「課綱」問題。我們覺得這點要特別謹慎,畢竟民主政體下的人民碰到思想問題就必然敏感棘手;然而人心易變恰恰又是「民主人」的典型行為,只要中華文化真能實踐其偉大復興於今日世界。
 事實上,如果中國能跨過修昔底德陷阱,沉穩地讓國際接受其王道形象;如果中國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對內能緩解貧富懸殊,對外能帶動弱國經濟,其社會主義只會益發呈現正面形象;如果中國能跨過顏色革命陷阱,在政治論述上建構出超越政體迷思的合理話語,在共和實踐上確立憲政善治與大國之仁,其黨國民本共和加上定期集體禪讓勢將為舉世矚目;最後,如果中華文化確能在自然科技與人文倫理上,在生活風格與生命藝術上皆有大成,其實也就是徹底更化了《易經》賁卦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