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辛旗先生論兩岸關係(上)


 臺灣奉元書院的前後任兩位理事長最近訪問了大陸的辛旗先生,讓我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了悉陸方對兩岸現況乃至前景的形勢判斷。我們知道,辛旗近十多年來的兩部大作(《百年的沉思:回顧二十世紀主導人類發展的文化觀念》與《中國的擔當》)已足令其有博學鴻儒之名,而其曾長期參與涉臺政務乃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又顯示其具政治實踐之要,因而這回的訪問長文當能展示出一定的訊息和意義。
 我們注意到該文有幾個重點:一是就〈反分裂國家法〉提到兩岸談判的制憲高點,好似連國號都能再議;二是兩岸得就中華文化共赴國難,乃至需有課綱談判;三是確認中國必得跨過三個大坎,是即「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顏色革命陷阱」。這裡的第一點直指制度化場域,第二點涉及文化場域,第三點的三個坎則分屬軍事、經濟和政治範疇;換句話說,它們其實完整呈現了社會關係的四個範疇:軍事上的生存倫理、經濟上的繁榮價值、政治上的正義倫理和文化上的幸福價值,以及將相關概念進行法治實踐的制度化範疇,而我們即依此順序來認識該文的幾個重點。

中國必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辛旗認為中國首先必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我們知道這是習近平兩年來出訪時多次提出異議的話題,亦即對近年來美國國際關係學界不斷提出相關警訊的回應。2500年前雅典和斯巴達發生了長達30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而記下該戰史的修昔底德曾如是認定: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後世即據以引申為:新興的強權必然會挑戰既有強權,彼此衝突,終至開戰。揆諸近代西方各次大國的興起,莫不如此。
 事實上,習近平的說法猶如在承襲並總結之前的一樁國際政治宣言「中國的和平崛起」,它還曾直接反映在胡錦濤學習型政府帶出的一項政治傳播作品──電視系列片《大國的崛起》。然而,不論西方經驗與學說如何肯定「修昔底德陷阱」,並從而如何疑懼中國興起的威脅,我們仍需從根本上認清該陷阱說的虛妄之處,且是從修昔底德本人的成見入手:其成見的關鍵在其無視斯巴達並無帝國焦慮,因為它從未想過或做過向外擴張,儘管其擁有全希臘最強的戰力;虛妄的關鍵則在雅典絕非新興強權,且是它在營結軍事盟邦,並終至挑起全希臘三十多年的大戰。
 然而無論如何,即便「修昔底德陷阱」之說不免偏離事實或是引喻失義,但面對西方有心國家及人士強勢的指稱和傳播,中國只能長期慎行其和平崛起及發展過程;唯其中最易引起嘈雜之聲的,大概就是在中國「永不稱霸」的聲明之後,總有些霸道作為或王霸歧見不免貽人口實。
 我們且以「王霸之道」這個中國傳統的國際關係概念來看。這裡的霸道主要在基於預防(即備而不用)性質,並分別呈現於軍事和外交兩個層面。我們首先來看軍事面的預防性霸道:它像是合乎《孫子兵法》所明言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意味著無論要否進攻,都得先採取一種「不可勝在己」的完滿守勢布局;然後才能進而力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似乎就在這樣的背景概念中,我們理解到中國地緣戰略中的太空與南海,以及軍備競賽中的超音速滑翔器和飛彈潛艇──來自太空的前者幾近於音速的20倍,後者則能潛藏於數千公尺深度的南海並進匿於上萬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只是這樣的戰略軍備,能如何讓他國相信其僅為守勢的預防性霸道呢?尤有甚者,無論中國怎麼想,美國的軍事力量早已在東亞各個非共國家累積起「保障和平」的信譽。
 其次再來看外交層的預防性霸道。從強調保己伐國的《戰國策》權術中,我們似能看到美國正在全球不同區域,主導著「合縱」之策,也就是在各個區域「合眾弱以攻一強」,如歐洲對俄國、東亞對中國,以及剛成過去式的中亞對伊朗。回到東亞來看,基於中國與東亞各國的地緣、經貿、文化等傳統淵源,加上中、美綜合國力的此長彼消,美國的合縱之策大概只能發揮亂槍打鳥式的間歇性和短期性效應。只不過就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中,中國提出某種「亞洲主義」,以遂行鞏固其東亞勢力的策略,卻可能得不償失,或至少是時機不對。事實上,這好像在複製美國對拉丁美洲的門羅主義,而美國的帝國式擴張恰即始於它將近鄰美洲劃為勢力範圍。結果,中國不稱霸的聲明自然被聯繫到門羅宣言,而美國越是自己不便明說,就越是懷疑乃至認定中國的稱霸意圖。尤有甚者,東亞今天的情勢全然不同於近兩百年前的拉丁美洲;如果東亞各國不像當年拉美各國感覺身受歐洲帝國殖民威脅,為何要接受去掉美國的「亞洲(門羅)主義」?
 一旦不稱霸的單方聲明聯繫上多方的霸道感受,原來設計的預防性霸道就難以擺脫攻擊性的聯想。如是則中國只能一方面靜待時間來證明其不稱霸的誠意,另方面則需另啟中國固有的進取性王道觀,以順行其矢志的和平發展之途。
 這種王道觀除了存之於儒道經典,還能見之於《孫子兵法》。事實上,這部兵書除了教戰守則,還特具西方兵書未能提到的最高準則:或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或如「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要皆在講求利人利己的「伐謀全國」之道。如是循此王道觀,中國或需在當前的國際情境中,進行雙重的和平遊戲:其一為針對他國經濟繁榮的競賽遊戲,要看誰能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案,而目前最具創意而又最全面的當屬中國的「一帶一路」方案;其二為針對本國社會安全的競賽遊戲,要看誰能履行最好的實踐方案,而目前最見成效的當屬歐盟國家。如此訴求「近悅遠來」的競賽構想,本為中國固有的政治標的,卻是中國當前相當大的缺憾。然而無論如何,社會安全體制真要落實,其最大助力端賴其經濟實力,這就與中國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相關。中國即將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年臺灣是在進入該行列之後才得建立其健保體制,但有太多的入列國家既未能建立其社福體制,又未能自我提升為高收入國家。

中國必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現在來看辛旗所提中國必須超越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需要先了解中國特有舉世唯一的國情:13億人口代表的市場吸引力,連帶龐大疆域容有的產業代換性,人民高儲蓄額擁有的高投資潛力,強勢政府具有的有效執行力,以及社會主義名下必有的民本平等訴求。
 然後再來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實是涉及到若干一般性理由和兩種超越性作為。先就一般性理由來看,「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指中等收入國家會碰到四個問題:投資比例偏低、製造業成長緩慢、產業多元化有限、勞動力市場狀況窮困。它們將直接表現為工作機會減少與出口能力降低,導致內需和外銷市場皆自陷於衰退困境,從而勢將在一段時間內其國民收入無法提升或甚至降低。其實攤開來看,這種增長停滯的現象同時存在於許多發達國家,只是它們既已升至高收入國家,即不再列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考察行列。按照法國經濟學家皮卡提的說法,這些發達國家理應只能持有極低的緩慢增長,而開發中國家則必有高速增長的潛力。換句話說,特別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效應,使不同等級的開發中國家能快速輪接代工產業的「後發優勢」,此所以先後展現高增長表現的先有東亞四小龍,再有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五小虎,然後現在輪到了非洲若干國家。
 只是在這一系列階梯化過程中,似乎特別顯現出中國案例的例外:它不但持續了高過其他國家的高增長時期,甚且即便降至今天的中高增速,仍傲視絕大多數國家的表現。這種例外,使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及第二大經濟體,且在可預見的數年內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事實上,這種增長速度,使中國很快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只是中國的企圖心還不止此:它現在看的是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單就全球化影響到的上提四項陷阱性問題,顯然中國的特殊國情曾經且還將使它能適度解決這些問題。甚且我們還能看到:當全球各種專家在指責或看衰中國經濟前景時,通常其理由都無涉於那些陷阱性問題。
 進而言之,當中國自己知道其經濟表現足以大幅影響到世界經濟,這時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量上就能有更大的作為。第一種作為是透過出擊而帶動的正向國際經濟合作,亦即「一帶一路」政策的提出。眾所皆知,這是一個含涉65國的開放設計,它誠然蘊有中國續求經濟增長的意圖,卻是更向全世界提供了一個新而可行的共同奮鬥標的。這樣,它首先基於自身發展經驗,明白交通等基礎建設自能帶動產業與貿易的能量,從而直接設定一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而此一可見的巨大商機立即引爆了歐洲各國的投資熱。其次,其一帶一路要走的四條路線全都跨越了中亞和西亞的穆斯林世界,這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終將伴隨其文明而再度興起。現在中國伸出開放的相助之手,像是在未雨綢繆而又自然地,將歐洲、中東、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溶為一個新的共同體。最後,海上絲綢之路經過東盟十國,將配合亞太經合會(APEC)的開放傳統,而輔以〈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高度開放方案,將在不設附加條件的情境下,促進相互談判和相互提攜,從而更能體現出提升全球經濟的較佳合作策略。
 第二種作為當出自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勢必加重考量一般群眾的民本需求。我們知道,今天的「全球化」實為一種變相的經濟帝國主義。這樣往好的一方面看,跨國企業雖然擴大了發達國家的失業人口,卻更分批造就了邁向中等收入水平的開發中國家──儘管這樣的收入水平放到發達國家內仍只是低收入程度。然後再往壞的一方面看,發達國家要想續享較高的經濟增長,只能依靠科技創新和資本生財,然而前者成功機率不高且遠水難救近火,於是長於轉移財富而非創造財富的金融資本主義正好大顯身手。結果,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果實絕大多數都落進極少數人的口袋,同時低層民眾的數量則急遽增加,後者若非薪資實質所得已停滯了二、三十年或更久,就是向下淪入貧窮階層。
 這樣來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已開始成形的貧富懸殊現象容或還有城鄉差距或地區差異,但中國政府勢必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即預為考量並規避一般人民將可能出現的收入成長停滯現象。若能成功,這將是對「中等收入陷阱」的雙重超越,並足以成為所謂「體制優越性」的另一項明證。(待續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