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二戰勝利果實為何落入戰敗國日本之手



 編按:2014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琉球前沿問題高端對話論壇」是首度由大陸、琉球、日本學者共同參與的琉球問題研討會,是一次承先啟後的重要會議。本刊由今年1月號(2卷1期)起分期轉載此會之部分論文。本期繼續選載謝必震及侯中軍兩教授的會議論文,探討琉球問題的歷史因緣及其與釣魚臺列嶼(大陸稱釣魚臺)的關係。其中,謝教授認為儒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在歷史上兩度錯失解決琉球問題的機會,對此我們持保留態度。因儒家的「王道」是「禮樂」與「征伐」並用的,不能把晚清的積弱歸咎於儒家,否則中國難以超越西方及日本「國強必霸」的老路。不過,謝教授文中提及:在日本吞併琉球前夕,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主張對日強硬,否則日本「必滅琉球」,且「琉球迫近臺灣,…他時日本…(藉琉球以)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在日本自衛隊加強進駐琉球的今日,臺灣卻即將由親日臺獨主政,兩岸中國人重溫何如璋語,猶應警惕。

 歷史證據證明,釣魚臺及其所屬島嶼都是中國的領土。近日圍繞著釣魚臺的主權問題,中日外交鬥爭日益突出,釣魚臺跟日本人一點關係都沒有,釣魚臺跟歷史上的琉球古國也沒有關係。日本人把原本不是它的琉球國強占後,又反過來說釣魚臺屬琉球國,屬日本。歷史上由於中國人受到的儒學教育,使得中國人視仁義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正是由於這種傳統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國人兩度喪失了對琉球群島的擁有。一是「球案」中,李鴻章的「義」終將琉球國送到日本侵略者口中;一是「二戰」中,蔣介石的謙卑使琉球群島最終落入戰敗者日本人的囊中。
 歷史,讓中國人明白,儒學對中國的外交有其負面的影響。

錯失解決琉球問題的第一次機會
 日本吞併琉球處心積慮,由來已久。由於日本國神國觀念和海外擴張思潮的湧起,本身還作為藩屬國置身宗藩體制之中的日本,開始尋求打破以中國為主的「華夷國際秩序」。
 1609年的薩摩藩侵犯琉球國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打破宗藩體制的開端。原本與歷任琉球國王一樣,日本室町幕府的足利將軍也接受明朝皇帝的冊封。自薩摩藩入侵琉球後,日本從此掌控了琉球國,使它成為日本薩摩藩的附庸國。每逢琉球新王即位,或江戶幕府將軍更替,琉球國都要派遣使團到日本江戶,進貢方物、遞交貢表,史稱「上江戶」。
 斗轉星移,轉眼進入19世紀上半葉,中華帝國沉重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後,以朝貢與冊封為核心的宗藩制度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日本人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以吞併琉球為契機打破以中華宗藩體制為框架的「華夷國際秩序」。
 1868年,日本借明治天皇改元之際,要求琉球國進慶賀表,並著手施行廢琉球藩置冲繩縣的計畫。1872年,在日本人威逼利誘之下,琉球國尚泰王依照給中國皇帝的進貢表模式,向明治天皇呈上表文。表文最後不僅落款為「琉球國中山王」,還用清朝的年號,日本人大為不滿。為此,日本明治政府要求琉球使者改寫表文。在日本外相的授意下,表文重寫,去掉琉球國的「國」字,和「中山王」字樣,並改掉清朝的年號,換上「明治五年」的日本年號,目的就是要否定琉球與中國的宗藩關係,推翻「華夷國際秩序」。
 面對日本吞併琉球的企圖,清朝政府雖然進行了干涉,還請西方各國幫助調解,但由於對日本吞併琉球的深遠影響認識不足而陷入了處處被動,任人擺布的境地。

何如璋:日據琉球  臺澎不安
 對日本吞併琉球,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極力主張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他分析日本國內的情形說:「日本國小而貪,自防不暇,何暇謀人。該國債逾二億,因去年薩亂,民心不靖,覆議減租,國用日絀。」而且日本「陸軍常備額止三萬二千人,海軍止四千人,輪艦止十五號,多朽敗不能用者」,「此種情形,無可掩飾,其不敢開邊釁必矣」。他提出在同日本交涉中應據理力爭,即使以兵力向日本施加壓力,也不必顧及有引發中日戰爭的危險;並進一步指出,若一任日本胡作非為,其「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又况琉球迫近臺灣。我苟棄之,日人改為郡縣,練民兵,球人因我拒絕,甘心從敵,彼皆習勞苦耐風濤之人,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提出了對日本的三種辦法:「一為選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示日本必爭;一為據理與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儆;一為反復辯論,徐為開導,若不聽命,或援萬國公法以相糾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要於必從而止。」後來編制陸廷黻等也贊成何如璋對日本持強硬態度,並上《請征日本以張國威折》,言可征理由有三:一為豈有大國甘受小邦之侵侮之理;一為不服日本難以復琉球;一為明代倭患的慘劇不能重演。
 對此,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另一些人持不同看法。李鴻章批評何如璋「所陳上、中、下三策,遣兵舶,責問,及約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題大做,轉涉張皇」。列出的理由是「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若春秋時衛人滅邢,莒人滅鄫,以齊晋之強大不能過問,蓋雖欲恤鄰求患,而地勢足以阻之」。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也支持李鴻章的意見說,「琉球之於中國雞肋可投,中國之於琉球馬腹難及」李鴻章認為,「球案」的解决,「惟言之不聽時複言之,日人自知理絀,或不敢遽廢藩制改郡縣,俾球人得保其土,亦不藉寇以兵,此雖似下策,實為今日一定辦法」。「若言之不聽,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會各國公使,申明大義,各國雖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本人必慮各國生心,不至滅球國而占其地」。總理衙門在奏摺中也說,「日本自臺灣事結後,尚無別項釁端,似不宜遽思用武。再四思維,自以據理詰問為正辦」。最終清政府採納了李鴻章等人的建議,命何如璋等相機籌辦。
 實際上,清廷對日本侵占琉球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沒有考慮到中國失去作為藩屬國的琉球之後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削弱的問題。換言之,即對日外交策略依然沿襲過去的思路,認為只要好言相勸,稟明大義,以理服人,日本人就會幡然覺悟,放棄那種無異於強盜殺人放火的醜惡行為。這樣做,清廷既不失大國的威嚴,又能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這些熟讀儒家經典出身的清朝官吏,習慣上用中國人傳統上慣用的思維模式,以己度人,他們根本不瞭解日本社會和日本國內日甚一日的海外擴張思潮作祟下的狂妄,因此他們不贊同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使何如璋等有點孤軍作戰的味道。由於失去清朝政府的支持,何如璋的抗爭顯得蒼白無力,反落得日本人譏笑。
 後來中國政府通過出遊日本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調停,希望日本停止對一個弱小的國家,一個受中國保護的國家──琉球──實施侵害。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日本人提出了「分島方案」。即將琉球國一分為三,日本人占據的北部五島歸日本,中部諸島仍然讓琉球立國,南部的宮古及八重山兩島歸清國。隨後,竹添進一作為日本政府的非正式代表,來華就「球案」處置的問題進行談判。竹添進一提出,日本願意把琉球最南端兩島劃歸中國,作為條件,清政府應當完全承認日本對琉球國其餘部分領土合法占有。同時,日本國還提出修改1871年的《中日通商條約》,允許日本商人進入中國內地經商貿易,跟西方諸國享有同樣的貿易優惠國待遇,並且把這作為中國分有琉球南部兩個荒島的條件。顯然日本企圖以貧瘠荒凉的兩個小島換取清政府對日本吞併琉球的承認,並要取得在中國與列強一樣的地位與權益。
 對此,清廷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時值中俄關係極為緊張,俄艦十五艘集中長崎威逼中國沿海。李鴻章強調:「事已至此,在日本已算退讓,恐別無結局之法」。在與竹添進一討論時,李鴻章還強調,「割南島以封琉王,並附益以首里王城,使得歸其故宮,祀其宗社。此外,日本所已併踞者,一任日人為政,但須堅明約束,日後不得再占一步」。許多人贊同這一意見,均認為:「以南兩島重立琉球,俾延一線之祀,庶不負存亡繼絕初心,且可留為後圖」很快總理衙門也同意了這種觀點,認為「現在事勢中國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結俄至深,此舉既以存球,並以防俄」。「若仍照前堅執不允,球案必無從辦法」。在中俄關係日趨緊張的壓力下,清政府急於了結「球案」,即於1880年11月(光緒6年9月)草草擬定了「球案條約」,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條件。
 未幾,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些清朝命官又否定了分島方案,他們提出了「延宕之法」。李鴻章認為,「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大相宜」。李鴻章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接受日人分島方案,管理琉球南部兩島的利弊,指出:「今得南島以封球,而球不願,勢不能不派員管理。既蹈義始利終之嫌,不免為日人分謗。」
 中國人陷入他們自己的儒家理念之中。保護琉球屬國,與琉球交往是以「義」開始的,講仁義,講義氣,講肝膽相照,講境界的崇高。然而接受了日本人的「分島方案」,無疑成了無恥的小人,背信棄義,唯利是圖了,這是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上最為不齒的。清朝官員們無奈地選擇「義」,迫使自己遵守自己成天宣揚的「義」,當然他們在內心深處也認為占有琉球南邊兩小島是無利益可言的。
 中國人的儒家風範,將與中國有著500餘年友好往來的琉球國推到日本侵略者的嘴邊,琉球國自那時開始成為日本帝國的冲繩縣,中國喪失了一次可以擁有琉球群島部分島嶼的機會。

錯失解決琉球問題的第二次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11月,中美英在開羅舉行會議,討論聯合對日作戰問題。據1961年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外交文件:11月23日,羅斯福與蔣介石在宴會上討論一些問題,羅斯福提及琉球群島問題,並數次問中國是否要收回該島。蔣介石陳述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願意將來在一個國際組織(即後來的聯合國)的託管制度下,與美國共同管理。
 事實上,11月26日簽署的12月1日發布的《開羅宣言》中提出:剝奪日本自1914年一戰後在太平洋所占領之一切領土,即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以及朝鮮等。琉球是1879年為日本所占,《開羅宣言》未曾提及,史家認為這是一大失策,是對最早受日本奴役的琉球人的不公正。
 1944年1月12日,太平洋戰爭會議在美國白宮舉行,中國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魏道明參加,會中提及琉球問題時,羅斯福表示徵求斯大林的意見,外交文件記載:「斯大林熟悉琉球歷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屬中國並應歸還它。」但是蔣介石政府對此毫無反應。
 歷史上琉球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明朝伊始,它就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只不過到了1609年,日本侵占了琉球,逼迫琉球作為日本的屬國,琉球人屈服了,從此陷入一僕二主的尷尬境地。那時,明朝和清朝統治者對此毫不知情。儘管後來日本吞併了琉球,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讓琉球脫離日本人的統治,恢復獨立之國家應該是最好的結局。然而,蔣介石對琉球群島的歷史,尤其是琉球古國的歷史並不十分瞭解,這從他的日記中反映出來。早在1932年,蔣介石就考慮收回琉球。他在1932年9月13日的日記上寫道,「預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臺灣、琉球」。直到開羅會議前夕,蔣介石還在日記中說:「去年交妻與羅談話要點:甲,東三省、旅順、大連與臺灣、琉球須歸還中國,……」但在開羅會議舉行的前一週,蔣介石在1943年11月15日的日記中,卻對琉球歸屬的主張來了180度的大轉彎,他寫道:「琉球與臺灣在我國歷史地位不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故此次提案對於琉球决定不提。」顯然,這個時候的蔣介石已認識到他原來對琉球國的錯誤認識,知道琉球國與臺灣不同,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充其量是跟朝鮮一樣屬中國的藩屬國。因此,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面對羅斯福的出於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謙遜地提出琉球群島由中美共管的建議,其在日記中記述:「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議」。蔣介石還記載了作此提議的原因,「主要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⑴以安美國之心;⑵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⑶以此區由美國比歸我專有為妥」。

蔣棄琉球  以安美國之心
 從蔣介石對中國是否收回琉球想法的前後變化來看,我們知道,深受中國傳統儒學影響的蔣介石,當他明白琉球並不像臺灣那樣屬中國國土時,他的做法依然像古代中國士大夫階層那樣,認「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這個死理,琉球不屬中國我們不能要,要了理屈。他沒有考慮占領琉球後可讓其獨立復國,他也不曾考慮到中國若擁有琉球群島後的有利的海洋戰略發展。他考慮的是如何贏得美國人的信任,讓「美無所顧忌,而且使之敬畏,以我乃毫無私心於世界大戰也」。蔣介石的儒家風範,蔣介石的絢麗表白,讓中國失去了又一次擁有琉球群島的機會。這次機會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和蘇聯領導人都極力主張和認可的,也可以看作是國際認可的。
 對於琉球群島,實行中美共管,倘若中國政府參與了琉球群島的共管,今天的中日關係格局又是另一模樣。可惜,忙於內戰的蔣介石不曾向琉球群島發一兵一卒,美國人掌控琉球群島27年,在兩岸對峙的情勢下,琉球群島最終落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日本的手中,這不啻是歷史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歷史告誡我們:朋友間可以以德報怨,外交鬥爭中寸步不讓,外交之爭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唯一出發點的。尤其是中外領土紛爭時,切忌不分時宜地表現出儒家之風範。歷史上,儒家思想的影響,讓中國喪失了兩次擁有琉球群島的機會,造成今日日本人得寸進尺的嚴峻外交局面。不可否認,歷史上儒學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中國的對外政策,切不可犯歷史上的同樣錯誤。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