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決定正義?


文|石佳音


 在李登輝當政時期,「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逐漸隨著所謂「第三波民主化」議題而成為流行語。與這些詞語同時輸入的,還有某些其他民主化國家推行的「轉型正義」。後者從去年被蔡英文納入競選政見後,隨著民進黨的選舉大勝而紅極一時。蔡英文尚未就職,民進黨立委已經在「轉型正義」名義下提議廢國父遺像、追國民黨黨產,大有徹底清算國民黨的意味。但有媒體質疑:綠營的「正義」矛頭所向,避開其高層在浩鼎及台苯兩家企業中的曖昧關係。此外,綠營著力檢討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特務統治,卻大力美化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這些現象,都使人感覺民進黨的「轉型正義」並不正義。
 若要看懂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必須先瞭解他們要的「轉型」是什麼。

「轉型正義」旨在「去中國化」
 在李登輝與民進黨的內心,他們追求的「民主轉型」不是針對政體,也不是針對社會結構(階級分化或階層分布),而是針對國家認同本身。在他們主導下,臺灣「民主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回歸憲法、鞏固憲政,而是整個政權正當性的「本土化/臺灣化」。這樣的「民主化」,不是要改變「政府」(執政黨),甚至也不是改變憲政「體制」(以上二者都只是手段),其目的根本是要改變「國家」──把「中華民國」也「去中國化」。如若不能把「中華民國」砍掉重煉,就要借殼上市,淘空其「中國」內涵,將「中華民國在臺灣」轉型為「中華民國是臺灣」。至於結果是否符合憲法、利於憲政,則非所問。
 於是,李登輝與民進黨合作,不斷妖魔化「中華民國」(中國)。臺獨一方面在全島推行「去中國化」和臺獨教改,另一方面聯手打擊國民黨內殘存的中國認同,將這個黨改造為徹底的獨臺政黨,降低其對「臺獨」的抵抗力。最後,他們成功地使臺灣多數民眾不假思索地認為:臺灣所有的重大問題皆可歸咎於「中國」。
 這麼一來,「中國國民黨」僅僅因其黨名上的「中國」二字,就必然是外來的、不愛臺灣的、不適格的;馬英九、朱立倫這些外省官二代不論如何反共拒統、拿香跟拜,充其量也只是「二等(新)臺灣人」。此所以雖然按照提出「第三波民主化」的美國學者杭廷頓的理論,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執政時臺灣就已滿足「兩次政黨輪替完成民主鞏固」的標準,但是在民進黨眼中,第二次輪替卻是「民主」的失敗與倒退。於是民進黨敗而不服,繼續在國會外藉由各種「公民運動」和學生運動衝擊馬政府,其高潮就是2014年的「太陽花學亂」──甚至占領了國會。
 馬、朱等國民黨主流派是在李登輝「培養」下畸形成長,內心充滿原罪感,面對綠營自慚形穢。他們缺乏道德自信,對臺獨推動的「去中國化」無力抵抗,甚至主動應和、討好,結果使「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當性不斷流失,最後所有重大政策逐一失守。但馬英九始終不知他輸在國家和憲法的正當性上,還總以為只是溝通不足、宣傳不力。他搬弄冷冰冰的統計數字不斷溝通,一臉嚴肅地不斷道歉,卻只是一再自取其辱,越輸越慘。最後,當年信奉「肚皮扁扁,也要選阿扁」的綠營選民,今年在「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的口號聲中,把蔡英文高票選上台。
 因為民進黨要的「民主轉型」是「中華民國去中國化」,因此他們「民主鞏固」的方法從來不是「(多次)政黨輪替」,而是深度「妖魔化」中華民國(中國)。為了鞏固這樣的「民主轉型」,民進黨就提出了相應的臺獨版「轉型正義」,要將臺灣史按照臺獨的政治需要徹底重寫。其切入點,就是二二八事件。

臺獨不讓你知道的二二八真相
 多年來,二二八事件早已成為臺獨的政治提款機。臺獨慣於利用此一事件把國民黨(及中國)描繪成暴虐無道、殘殺成性,以換取政治利益及選票。早在2012年大選前,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即成立蔡英文後援會,為蔡助選。去年2月,蔡英文出席獨派團體「追思國殤二二八、展望臺灣新國家」活動時保證:若民進黨有機會執政,將認真推動轉型正義。12月間,獨派團體又成立「全國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團體蔡英文陳建仁後援總會」,為蔡助選。今年蔡英文當選後,在臺北市府主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會中表示:「推動轉型正義是我們未來重要的任務」,並承諾召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落實、修改和制定相關的法律,致力於整理、研究並公開威權時期的檔案。
 但是,臺獨要的「真相」是以他們的政治需求認定的。他們認定的「二二八」真相如下: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反政府行動與認同(族群)衝突無關;但二二八(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使臺灣人(本省人)認識到「落後野蠻的中國以殖民者心態統治臺灣」,因此臺灣人應該選擇脫離中國而獨立。根據這樣的「真相」,在二二八事件裡,反政府的臺灣人完全無辜,民變的責任全在國民黨政府,凡是在事件中被捕殺的本省人,全部都是精英也都是被迫害者;國民黨在事件發生後藉機鎮壓屠殺,造成蔡英文所稱的「臺灣歷史上最大的傷痕」,臺灣人因此事件而支持臺獨也完全合理正當。
 然而,最近一位買賣舊文獻資料的胡姓商人披露:他在2008年賣給中研院臺研所一批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機密檔案,附帶條件是要在該年總統大選前公開228史料,以打擊馬英九的選情。他說當時臺研所所長許雪姬答應了,於是成交。但到了總統選舉前夕,許雪姬向他表示:「如果公布這批228史料文獻內容可能會為國民黨脫罪,因內容有涉及當時很多本省人加害本省人、公報私仇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公布,怕對謝長廷參選總統的選情有負面影響。」後來許雪姬指責他「胡說」(可能是指史料整理費時,不可能如此迅速公布)。但胡所言,卻很符合臺獨「研究」二二八「真相」的態度:忽略或淡化事件初期本省人打殺外省人的事例(或許這就是許雪姬會以此說服胡姓商人諒解的原因)。迄今很少人對事件中外省人的死傷進行研究,於是也很少人討論到為何會出現「本省人打殺(無私人恩怨的)外省人」的現象。但若不探討此種現象的起因,如何能理解在光復後一年多就會因一件警民衝突而惹出全島範圍的民變?可是,如果注意及此,則參與事件的本省人就並非全屬無辜,而國民政府派兵平亂也就不是全無理由,這卻是臺獨所不能接受的「真相」。
 其次,對於事件中受害的臺灣人人數,臺獨研究者的傾向也是「越多越好」,以便坐實「中國」的殘暴。根據一位親身參與二二八事件的臺籍日本兵陳正雄自述,他曾於1993年接受臺大歷史研究所某林姓學生的訪談。陳說全臺被捕被殺者合計約2000至2200人,但林姓學生堅信應如史明所言死者有「十萬名」,於是以「檢察官開庭問犯人似的口氣、態度」「訪問」了約兩小時,令陳極不愉快,遂下逐客令。這位林姓學生的心態也很常見,因此二二八死亡人數多半被高估,從數千到十餘萬都有。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審查成立的案件中,死亡加失蹤者不足千人,可見陳正雄的估算可能都已過高。但這也是臺獨不願接受的真相。
 再者,事件當時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涉入極深。曾任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ush)便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葛超智是個參與者而非觀察者。但由於他支持臺獨,他在事件中的角色和責任遂被淡化,以免暴露二二八事件的國際背景。於是美國外交官(和滯臺日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也成為臺獨不願深究的真相。
 如果論及二二八的背景,則臺獨傾向於強調國民黨的失政,而忽略戰爭的影響以及日本在戰敗前後蓄意製造爛攤子給中國政府收拾的真相(如大量發行臺灣銀行券)。陳儀作為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他對臺灣人的任何善意(包括他在事件前同意蔣介石把大部分駐臺軍隊調回大陸)基本上都被臺獨視而不見。加上他後來因為同情、支持中共而被國民黨槍斃,且臺共也因參與二二八而對他毫無好評,於是陳儀變成眾矢之的,幾乎無人為其辯解。
 以上這些例子並未窮盡所有史實,但都是臺獨不願面對、或不願為人探究之真相。於是,臺獨就能基於裁減過的「真相」,編織其「中國萬惡論」和「臺獨正當論」。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確實能力不足,但從未將臺灣人視為異族而以殖民者自居;陳儀雖然政策有誤,但他本人清廉自持,並無貪腐;軍隊平亂時確有擴大化、殃及無辜者,但並非所有被捕被殺者皆屬冤枉;國民黨倚重特務確實可恨,但這是蔣介石長期的、普遍的惡政,並非僅針對臺灣;臺共確實積極參與二二八,但他們既非二二八事件的策動者,也無能力領導整個事件的走向。總之,國民黨政府的施政確有問題,事件後期的鎮壓擴大化及挾怨報復更屬不該,但我們必須正視以下的真相:二二八事件不是簡單的官逼民反,更不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除非僅就臺共參與的部分而言);日據半世紀所造成的兩岸人民認同差異才是二二八事件背後的火藥庫,同時也是戰後臺獨運動的心理基礎。

把228和白色恐怖混為一談
 臺獨為了強調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不公不義,還傾向於將1947年的二二八等同於1949年以後的白色恐怖,但二者在性質上實有不同。二二八起源於兩岸因日本殖民與侵華所造成的認同矛盾,白色恐怖則是國民黨為了反共內戰而在島內清除中共份子。前者在鎮壓擴大化的部分自屬不當,但派兵平亂本身實屬無奈;後者的內戰責任主要在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而且冤案極多,因此幾乎毫無正當性。但正因為白色恐怖純屬恐怖統治,而平定二二八並非毫無理由,因此臺獨才意圖使二者連結起來,藉以否定國民黨政府派軍平定二二八之亂的正當性。
 白色恐怖也許可以證明國民黨政府的違憲違法,但恐怕也很難合理化「臺獨正當論」。因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尤其是1950—60年代時)外省人偏多,而且連其中的本省人也大多是因「匪諜罪」、「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而定罪,遠多於因臺獨而被判刑者。這些事實,也是臺獨不願面對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這些搞恐怖統治的特務裡也有本省人,而且越晚近比例越高;但即使不論特務的省籍比例,由白色恐怖受難者裡外省人偏多看來,運用特務的國民黨高層顯然不是代表外省人(或中國)而針對臺灣本省人進行殖民統治。
 總之,如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真相完全揭露,「中國萬惡論」和「臺獨正當論」恐怕都站不住腳。正因如此,民進黨立委才有人試圖在立院提案,要將與臺獨版本不同的二二八敘事入罪,以便將「臺獨版二二八」定於一尊。

馬英九拱手讓出話語權
 基於上述,可見馬英九在2006年以國民黨黨主席身份定調「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並不恰當。因為雖然當時多數參與者的表面心態多少有「官逼民反」的成分,但如此簡單定性卻迴避了使事件驟然爆發並惡化至難以收拾的深層原因──認同層面的衝突。馬英九向來以順為正,以為他對此事件定性的退讓和無限道歉就可以止住爭論,卻不知臺獨派反而因此掌握了話語權,擴大利用二二八來攻擊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使得馬英九從此只能不斷道歉,直到「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全部流失。
 臺獨派固然樂見馬英九為「官逼」認錯,但是他們實際上只想強調「官逼」,而淡化「民反」(以便將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官」),並且還要強調此「官」是「外來政權」(以便合理化其反中立場)。於是,陳水扁在2007年宣稱「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外來的獨裁政權對自由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一個黨國威權體制對基本人權徹底的戕害」(所以錯全在國民黨政府)。並且,將二二八背後的認同衝突淡化以後,就更容易將此事件與白色恐怖混為一談。陳水扁就說:如果二二八只是「官逼民反」、「警民衝突」,那麼之後就不會有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與獨裁統治。陳水扁(以及臺獨)的邏輯就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都是「中國政權(外來的「官」)壓迫臺灣人」所致,因此臺灣人反抗國民黨政權(反抗「官逼」)、尋求獨立(反抗「外來政權」),都是「錯在中國」。於是,「臺獨」就有了無限的正當性。
 所以,馬英九的和稀泥並未解決問題,只是把「二二八」(甚至「白色恐怖」)的話語權拱手讓給臺獨,使臺獨觀點成為這個島上唯一的「政治正確」。但歷史真相(和責任)則再難釐清。
 現在蔡英文高倡的「轉型正義」,就是以其臺獨「轉型」,決定去中國化的「正義」。甚至為了去中國化,還以再皇民化來「充實」臺獨意識。由於他們對自己執掌「轉型正義」的話語權極有自信,因此其「去中國化」可以非常粗暴,「再皇民化」則極其露骨。這種「轉型正義」代表作分別如下:
 一、去中國化:2007年3月,陳菊的高雄市府動用優勢警力以突擊方式在夜間強拆中正文化中心蔣介石銅像,把銅像破壞拆解成200塊,送到桃園大溪鎮。如今在慈湖的銅像公園將此銅像的殘餘部分組裝起來展出,令人怵目驚心。
 二、再皇民化:日據時期,殖民政府在各地廣建神社,對臺灣人進行思想統治。因此神社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精神象徵。桃園市郊的「桃園神社」原來是因當作「桃園忠烈祠」使用而保存至今,其中供奉的主要是臺籍抗日先烈。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再皇民化興起,這座「忠烈祠」已被桃園市政府宣傳為「日本境外保存最完整的神社」,對先烈英魂極其不敬。在九合一選後,新當選的民進黨市府立即在2015年初將桃園神社主體建築圍起來「整修」,據說還從日本請來專門營造神社的工匠。估計在完工之後,極可能完全恢復神社的原有相貌,原有的忠烈祠牌位則不知何去何從。
 在這樣的氛圍下,蔡英文就任總統後推行的「轉型正義」勢必繼續深化「去中國化」和「再皇民化」,只會選擇性地公布歷史「真相」,以打造符合他們政治利益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這種「轉型決定正義」實際上是虛偽的正義、鬥爭的手法,人心不會因此平復,社會更不會因此而和解。正確的作法,應該是「正義決定轉型」,以正義為目標,決定轉型的方向。

轉型正義有賴洪秀柱
 由於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光復時未積極推行「去殖民化」的轉型正義,以致大批皇民餘孽活躍至今,甚至成為主流,混淆是非、敗壞風氣。我們現在必須補課,先把「正義」還給從日本占領臺灣以後的歷史,將日據迄今的所有政治案件(當然包括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一一清理,判明無辜受害者與具體的加害人,該賠的賠,該平反的平反,該指責的指責。如此,不但可以揭露臺獨推動「再皇民化」的不道德,更可以破解他們的「中國萬惡論」和「臺獨正當論」之違反事實。
 新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洪秀柱出身於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沒有受過國民黨「黨國」的栽培,也不需承擔二蔣威權體制的包袱。她既無原罪感,也沒有媚日情結,又深知受政治迫害的痛苦,是最有資格領導推動「正義決定轉型」的領袖人物。如果洪秀柱能在「轉型正義」議題上轉守為攻,不僅國民黨可以振衰起敝,臺灣社會甚至兩岸之間也才能真正和解。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