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從清朝轉型而來的現代國家

--認識多族群統一國家的民族與族群現象(四)

一、蒙藏以外少數族群在民國肇建前後的抉擇
 早在清末革命派與立憲派有關民族議題的討論中,滿洲統治集團以及與之結盟的蒙古八旗貴族,即已主動接受「五族共和」的主張,甚至對於立憲後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充滿期待。辛亥變局發生後,革命黨接受了論敵的主張,宣示中華民國將是一個「五族共和」、各族平等的國家,這些被漢民族主義者認定為異族、「韃虜」的前朝統治者,並未產生脫離新國家,回歸滿洲或草原故土的念頭,而是在相當程度上順利地成為新國家的國民,同時順利地接受了「中華民族」一員的身分。
 處在王朝南方丘陵地帶的非漢人社會,在與中原漢人超過二千年密切接觸的歷史過程中,極大程度上被動或主動適應了王朝的天下秩序;自明季起,一些群體甚至開始「脫蠻入儒」的進程。清末時局下,這些群體基本上既無意挑戰非漢人王朝的統治,也不反對未來漢人主導的政權,僅將自身的訴求侷限於維護族群經濟、文化權益之上。這樣,在列強帶來的近代亞洲秩序的變局中,這些分散雜居的非漢人群體並未發展出民族主義的終極政治訴求,而只是將追尋與漢人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地位,作為族群政治的最高目標。因此,在中華民國宣示「五族共和」的國策時,這些群體只是期望新國家承認他們特殊的文化歷史傳統,同時給與他們與漢、滿、蒙、回、藏平等的國民地位,具體而言,就是承認其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身分,同時承認他們與漢、滿、蒙、回、藏一樣,是「中華民族」之下單獨的「民族」。
 如此看來,「旗人」與南方丘陵地帶的非漢人順向地適應了新的國民國家。
 另一個潛在的焦慮者,是被稱作「回」的族群。在清朝模糊的分類體系之下,「回」時而指涉塔里木盆地的突厥語穆斯林,時而指涉分散於中國各地,使用漢語的穆斯林,同時也可被當作伊斯蘭宗教與穆斯林的整體代名詞。漢語穆斯林群體自形成之日起,即建立了「爭教不爭國」的歷史傳統,將族群訴求集中在信仰自由與維護宗教權益之上。儘管在「五族」架構下,漢語穆斯林經常自詡代表「回族」,但他們與漢文化和漢人社會的關係,遠較突厥語穆斯林密切。辛亥前夜,留日的漢語穆斯林菁英或選擇支持立憲改良主張,或加入同盟會,卻無人標舉穆斯林民族主義主張。
 1912年初,漢語穆斯林人士金峙生等稱許南京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覆載無私,一視同仁,古今罕見」,令人「欽感」;乃向臨時政府內政部請求組成「中華民國回族聯合會」。內務部核准金峙生等人成立回教聯合會的公文中稱,「蓋信教自由,為中外憲法所共許」,並據此針對金氏等所擬「中華民國回族聯合會」知名主張,「回族之蕃滋,固於回教,回教之範圍,不止回民,……聯合會仍標以回民名稱,未免失實。且取義流於拘偏,足以阻害回族之發達」,建議「用宗教名義,改稱回教聯合會」。這樣,「回」也順利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
 突厥語穆斯林則具有長期而獨特的歷史傳統,其臣服於清朝統治的歷史並不久遠,在清朝針對新疆隔離化的鬆散統治之下,尚未展開與漢文化整合的過程。1860年代的西北「回變」期間,新疆突厥語穆斯林所在的大部分區域曾處在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征服者的統治之下,對於他們而言,這些征服者至少不是異教徒,在文化和地緣上,都與自身有更多的淵源。然而,清朝基於自身戰略安全所採取的軍事行動,阻絕了中亞的突厥語穆斯林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出現政治統合,進而產生近代民族主義的機緣。清朝恢復對新疆的統治之後,在當地推行與內地政治整合的政策。辛亥變局發生後,在行省化20餘年的新疆,政治效忠的選擇,僅僅發生在漢人與滿蒙旗人統治者範圍之內,突厥語穆斯林基本上並未面臨政治的抉擇。
 陷入辛亥困境的,主要是北方草原的蒙古盟旗與青康藏高原上的藏語區。在清朝與蒙、藏兩地間的封建關係中,為後兩者保存了較大的自治空間;19世紀後半期,後兩者又與清朝同時受到列強的威脅,所不同者,是俄、日、英等國同時將蒙、藏視為裂解清朝的切入點。蒙、藏在民國肇建前後的抉擇,更涉及列強瓜分中國的整體戰略與內亞地緣政治,甚至至關民國的生存。

二、清朝對蒙古、西藏影響力的衰落
 清朝與蒙古的關係早已為人熟知,但鮮為人知的是,從17世紀起,衛拉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陸續與東擴的俄國建立了聯繫,當時各部與俄國對話的主題是俄、中間經由蒙古的運輸貿易,附帶涉及俄國與蒙古間的有限貿易關係。在此過程中,俄蒙關係逐漸呈現出政治性質。17世紀最後30年當中,一些不甘服從清朝政治控制的蒙古貴族也開始向沙皇政府尋求政治上的庇護或支持。1860年代,俄國在外蒙古設立領事館,並擴大其在蒙古的貿易特權。蒙古人與俄國之間,包括移民在內,逐漸增加的往來,使俄國對蒙古的影響與日俱增。
 清朝不安地注視著蒙與俄國關係的演進,盡力在兩者間設置障礙。當情況接近危險邊緣時,清朝所祭出的手段,是開放漢人前來墾殖、經商,最終在「新政」的架構下,推動蒙古與內地政治,行政體制的一體化。清朝的努力,依然不敵外國商業與工業資本,包括俄國、美國與日本,對蒙古市場的入侵。俄國人修建西伯利亞鐵路讓蒙古與俄國間的貿易額在1861與1900年之間成長80倍。而清朝以「移民實邊」為手段的「新政」,進一步激化了蒙古上層,尤其是外蒙古的王公僧侶對北京朝廷的恐懼與抵制。這就為俄國的政治介入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俄國對蒙古的政策起源於俄國資本在蒙古市場的利益,但重點卻迅速轉向俄國在遠東更大的戰略目標。其他強權也開始投入對蒙古支配權的競逐。20世紀初,俄國與日本的擴張在滿洲、蒙古相遇。由於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敗給對手,被迫數次與日本密約分割滿洲和蒙古地區。俄國以讓出部分在滿洲與東蒙古的勢力範圍為條件,換取日本不干涉其以單獨控制外蒙古為目標的政治舉動。
 同樣始自後金時期,滿洲朝廷與西藏的結盟;也在18世紀末清軍穿越西藏高原,甚至翻越喜馬拉雅山直抵廓爾喀的成功軍事行動下,正式轉化為清朝對西藏在戰略上和政治上的實質控制。此後,在清朝與蒙古、西藏的關係中,後兩者基本仰賴清朝對其上層權力集團合法地位的認定和軍事上的保護,但也必須接受前者在政治上的監督。
 從18世紀到19世紀前期,俄國和英國分別向亞洲東部和南部擴張,俄國將中亞、蒙古與包含黑龍江流域在內的滿洲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英國則將與英屬印度相鄰的緬甸、雲南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19世紀後半期,英國與俄國的擴張在亞洲大陸相遇,雙方都想制止對方的進一步擴張,隨之展開對位在各自勢力範圍之間的新疆與西藏的爭奪。這些企圖呈現在俄國對新疆北部、英國對新疆南部和西藏的武裝入侵中,也呈現在俄、英雙方分別向達賴十三世遞出橄欖枝之上。當雙方發現都無法獨占新疆和西藏利益後,又將西藏定位為兩者間的緩衝區,一方面借助中國影響排除彼此獨占的可能,另一方面確保西藏與中國政府間最大限度維持距離,防止中國完全控制西藏後排除外國勢力的可能。
 面對英國對西藏的政治要求和武力入侵,西藏噶廈政府基於保持自身制度和權力的考量,原本抱持強硬的態度,但以噶廈當局自身的實力,絕不足以抵禦英人的入侵。此時,不論是自居中央政府,還是被噶廈當局視為保護國的清朝自身已然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面對侵藏英軍,一味妥協退讓,既損害了西藏的利益,也損害了駐藏大臣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權威。達賴十三世等遂一方面疏遠清政府,另一方面又設法尋求俄國的庇護。由於晚清幾任駐藏大臣主動或被迫放棄多項重要權力,而噶廈方面對駐藏大臣的要求幾乎皆採陽奉陰違的策略,以致於在英國侵略軍將領榮赫鵬(Younghusband)認定「中國在藏無主權確證」。
 1904年,達賴十三世出走拉薩,前往清朝的另一塊領地──庫倫──避難,但他的經歷和感受,無疑大大刺激了外蒙古的藏傳佛教高層和王公貴族。
 無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的例子中,他們都並不見得真的那樣喜歡英、俄;只是從蒙藏貴族的角度看來,在清朝的保護力不足,利益誘因下降的前提下,尋求新的有效保護,是無法完全自立的蒙、藏難以避免的選擇。

 清末「新政」在邊疆:易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兩種作用
 清末之前,面對位在王朝邊緣,雖臣服但並不納稅的少數族群,傳統中國王朝只能對其實施間接統治,並形象地稱之為「羈縻」。明太祖到清世宗之間,朝廷曾多次針對非郡縣制區域實行「改土歸流」,似乎有意將這類間接統治改為直接統治,但事實上,儘管「改土歸流」政策的範圍和影響程度不斷加深,其本身的主要政治目標,仍只是轉移特定土司的政治權力,而不在於改變土司制度。具體而言,朝廷無意在原土司轄區推動政治、經濟制度或社會的變革。
 從19世紀中期起,在列強環伺下,王朝中國出現邊疆危機。在喪失多數「藩屬」,割讓東北和西北大片領土,列強也已劃定勢力範圍後,清朝仍面臨俄、日進據滿洲,俄國鯨吞蒙古,英、俄覬覦新疆,英、俄、法進逼西南的即時危機。為挽救危局,清末的朝廷開始從中央到地方試行「新政」。具體而言,除了引進西洋技術外,也引進了近代西方的行政和部分政治制度;同樣將位於邊疆或「化外」,傳統的「羈縻」對象,列入試行「新政」的範圍。質言之,針對邊疆,這一變革的政治目標,是推動間接統治區域與直接統治地區在政治、經濟制度上的一體化,將間接統治轉化為直接統治。其影響範圍和程度,遠遠超過「改土歸流」。
 其中,新疆早在1884年引進內地的行政制度,改設為行省;1902年,新疆地方的道、府、州、縣設置完成。行省化的新疆,在推行「新政」方面進展順利。除了籌辦農林業之外,更開辦新式工礦,籌劃交通、電訊建設,同時建立了600餘所學堂。行省化20餘年的結果,是辛亥變局時,新疆並未得到脫離中國的機會。

 1.「新政」在內蒙古
 在逐漸由「滿(滿與蒙藏回的聯盟)、漢雙核帝國」轉型為中華王朝的清朝看來,到19世紀末,禁止漢人越過長城的原始動機已然消失,而王朝面臨新的迫切問題,其中包括漢人人口增加所形成的土地壓力,邊疆的空虛卻正需要以定居人口加以填補。
 針對蒙古地區的「新政」,重點有二:一是行省化,即將王公札薩克統領之下的盟旗制度改為郡縣制;二是由「蒙地放墾」而「移民實邊」。
 由於行省化直接而立即地觸及王公的現實利益,遭到王公強烈抵制,將內外蒙古分別改建為行省的設想並未達成,其中內蒙古直到國民政府時期才被分別劃入新設的4個行省和周邊其他省分之中。
 針對內蒙古,以「蒙地放墾」為手段的「移民實邊」政策則推行得相對順利。1902年至1908年間,內蒙古西部和東部諸盟旗新闢土地超過3,200萬畝,朝廷從中收取「押荒銀」超過650萬兩,使蒙古牧戶和農戶的權益受到損害,上層的經濟利益也縮水。內外蒙古的工礦業和郵電、交通設施建設也在新政時期起步;新式教育迅速擴展,更加深蒙人對漢人控制內外蒙古經濟、文化前景的疑懼。
 1906年,面對將整個內、外蒙古分別改建為行省的設想遭遇抵制的狀況,清政府改採「自下而上」的策略,從廳、縣到州、府,逐級建立比照漢人地區的地方行政機構,到辛亥之前,共在內蒙古設置了26個府、廳、州、縣治所。這一舉措進一步壓縮到王公和僧侶貴族的傳統政治權力。

 2.「新政」與外蒙古
 清朝前期的封禁政策無法阻止蒙古與漢人地區的貿易行為,而俄國與蒙古之間的貿易也在同步成長,但由於後者所帶來的政治風險遠超過前者,朝廷方面只得放鬆針對漢商的禁令。這一傾向激勵了漢人商人向內外蒙古的商業拓展,也導致無耕地的農民逐漸流入內蒙古鄰近北方省分的宜農地區。與此相伴,蒙古地區以製造冷兵器為主的傳統手工藝迅速衰落。漢商在蒙古地區接受以原料或牲畜等實物形式償付貨款,為此形成了普遍的賒欠與高利貸現象,連很多蒙古官僚都積欠漢商大量債務。
 針對內蒙古的新政取得部分成效後,由外蒙古現況引發的國家安全與主權方面的焦慮愈加突出,這使得北京朝廷調整了施政優先順序。墾務總局依照朝廷的意旨,對外蒙古的人口、牲畜與土地展開全面普查,擬定了一份移民、開發外蒙古宜農土地的計畫。1911年3月,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再啟外蒙古新政議題,有意改革外蒙古的行政機構,設立兵備處,統領外蒙古軍隊,並正式廢除阻止漢人到外蒙古墾荒的禁令。在20世紀初的外蒙古貴族和下層民眾看來,此舉不僅將進一步削弱貴族的政治權利,進一步損害下層的利益,同時更將消除俄國的影響,隔絕蒙古與俄國的聯繫。三多此舉,顯然激化了外蒙古王公的情緒,使他們醞釀獨立的行動迅速加溫。
 此時的俄國乃乘機利用貴族和下層民眾的普遍不滿,鼓勵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追求蒙古「自治」,甚或完全脫離中國。親俄貴族於1911年初開始謀劃獨立事宜,至是年8月即獲俄國保證承認並支持其獨立。

 3. 針對藏語區和西藏的「新政」
 清朝在藏語區的行政體制和政策,一開始就呈現因地制宜的多元樣貌。針對雍正年間確定的,金沙江以西、唐古拉山以南的噶廈政府直轄區,清朝實行駐藏大臣監督下的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共治政策;在青海藏語區比照蒙古的札薩克制和盟旗制;在甘肅、四川、雲南藏語區(即所謂「甘邊」、「川邊」、「滇邊」)則施行分封眾建的土司制度。
 新政的準備,首先在噶廈政府影響力薄弱,同時政治動盪的川邊展開。19世紀最後10年間,清朝針對瞻對、德格等地的改土歸流計畫均告流產。英國勢力深入西藏,達賴出走,使朝廷將川邊局勢與保全西藏,防杜英人的政治考量連結起來。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川滇邊推行屯墾、練兵與招商、開礦等新政,遭巴塘土司與僧侶圍攻罹難。趙爾豐獻「平康三策」,包含先在康區的範圍設置行省,繼而將西藏改建為行省,聯川、康、藏為一體,「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1906年,四川總督錫良繼打箭爐同知於1903年升格為直隸廳後,又在打箭爐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保舉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趙上任後,以武力為後盾,強力推動改土歸流,6年間,廢除以明正、德格、巴塘、理塘為首的大小土司和查木多(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同時驅逐噶廈政府在康區東部的部分官員,結束康區東部多處土司轄地由拉薩派官監督的舊例。
 針對川邊與西藏間的微妙關係,趙爾豐於1907年建議清楚劃分川邊與西藏的界限。1908年,趙爾豐改任駐藏大臣,仍兼邊務大臣,意在擴展川邊模式。噶廈深知北京的意圖,乃調集藏軍,試圖阻止趙入藏。1909年,主張「先威後德」的趙爾豐會同鍾穎越過金沙江,攻占查木多、類烏齊、工部和波密,控制了雍正以來即為噶廈直接統領的康區西部;趙、鍾兩軍又招撫康區各處的土司,說服他們放棄部分政治權力,接受朝廷建立郡縣、設官治理。如此,便為趙爾豐以整個康區為範圍設置單一行省的設想奠立了現實基礎。
 在軍事進展的同時,趙爾豐也展開政治攻勢。他向歸順的土司頒授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世襲官職,享受一定政治特權,並按年給俸;在制度上,每於一地推動改土歸流,都會制頒「改革章程」,對於土地制度、糧稅負擔、「烏拉」支應與社會風俗改革等都做出一體規定,主旨在於減輕藏民的負擔;在行政體系上,除將幾乎金沙江兩岸整個康區納入川滇邊務大臣管轄,將土司轄地改置為道、府、州、縣外,還向下廢除原土司設立的行政系統,在縣以下置路、村二級,分設由百姓公舉的保正、村長,保正、村長的俸給由官府支給。這些以行省化為目標的政治舉措,對噶廈的政治權力構成威脅。
 與內蒙古的例子類似,趙爾豐也認定「移民實邊」是保障川邊安定的根本之道,更將改善交通、通訊招徠漢人屯墾、發展工礦實業視為「政中之先務」;更在「興學易俗」方面投入了可觀的精力與財力。
 針對青海的新政也是從兩個角度入手。其一,是利用「咸同回變」後興起的甘肅漢語穆斯林軍政勢力,就近控制青海、甘肅的藏語區與蒙古盟旗、部落,進而藉機引進郡縣制度,削弱游牧藏人與拉薩間的連結。其二,是責承西寧辦事大臣負責安撫青海蒙古,並查勘屯墾畜牧、興辦工礦的可能。
 在各省與新疆、蒙古地區和川邊新政起步之際,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與繼任者聯豫也開始籌劃在噶廈政府直轄區推展新政。主要內容為:在政治方面,由新設的行部大臣總綰全藏政治事務,達賴、班禪僅專理宗教事務;行部大臣以下,比照朝廷新設的部、署,相應設置局、處,取代噶廈政府機構;地方改設道、府、州、縣,取代噶廈當局下設的谿、宗等地方行政機構。在軍事方面,訓練新軍取代藏軍和駐藏綠營。經濟方面,開墾荒地,發展農牧、工商、路礦,改善交通設施;同時由中央政府度支部發行西藏貨幣。教育文化方面,廣設新式小學堂,並選派優秀學生至內地中、大學堂深造;設藏文白話報館與翻譯出版機構。最後,還籌備針對適宜農耕的門隅、洛隅和察隅展開移民實邊,除經濟前景外,更期待收到隔絕英印與西藏直接接觸之效。

 4.「新政」的兩面效果
 對清朝方面新政的推動者而言,從行省化的方向經營內蒙古、青海、川滇邊,從被動防衛的角度看,是在外蒙古和西藏後方構築一道抵禦外強的終極防線;從主動出擊的角度看,則是擴大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牽制、監控外蒙古和西藏的離心傾向。例如川邊政策的目標即被界定為「保川安藏」、「保川圖藏」。
 但從蒙古、西藏的角度來看,清朝在內蒙古的蒙地放墾政策與在川邊的改土歸流政策,無疑放大了外蒙古王公與西藏僧侶貴族的疑懼。尤其是趙爾豐強勢的政治和軍事行動,與達賴喇嘛兩次流亡的離心舉動間,有著一定的連動關係。駐藏大臣聯豫沿襲張蔭棠的新政政策,又奏請川軍入藏,促成達賴十三世的再度出走。事實上,早在1896年,朝廷即曾因擔憂激化與西藏間的衝突,「驅令外向」,而強調「保川固要,保藏尤要」,否決過四川總督鹿傳霖在瞻對、德格二處改設流官的建議。朝廷清楚意識到,「保川」未必可以「固藏」;「固藏」則應能「保川」。後事的演變證實,朝廷的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當然,朝廷一直在等待達賴十三世對瞻對等處改土歸流事宜的諒解與配合,無異與狐謀皮。
 新政一方面鞏固了對內蒙古和青甘川滇藏語區的統治,讓內蒙古和青甘川滇藏語區當地的部分上層在評估利弊得失後,傾向於選擇繼承清朝的新國家整合;另一方面也引發內蒙古和青甘川滇藏語區當地上層中另一些人的抵制,更引發外蒙古和西藏主政者的疑懼,讓他們寧願與延續清朝新政的新國家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保持距離。

外蒙古和西藏在辛亥變局中的決定
 不滿北京朝廷在蒙古新政的人,涵蓋社會各階層,使得內、外蒙古人萌發出民族意識。從1909年開始,包含下層僧侶在內的平民階層中針對滿洲官員、漢商、放貸者和漢人地主的攻擊行動增加。1911年7月,僧俗貴族密會就爭取蒙古獨立,推舉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Jibtzung danba Qutugtu)為蒙古可汗達成共識,並決定派遣一支特別代表團前往俄國。以杭達多爾濟(Qangdadorji)親王為首的蒙古代表團到達聖彼得堡,得到抱持相同目標的俄國政府的熱烈回應。俄方同意向北京交涉,目標在於說服清政府放棄對蒙古的強迫殖民,並立刻停止清軍向喀爾喀方向的移動。
 漢人革命者於1911年10月發起反政府革命,俄國把握時機,鼓勵庫倫採取斷然措施。11月30日,由喀爾喀王公與僧侶所組成的委員會決定宣布蒙古脫離滿洲人的支配,恢復獨立。12月1日,委員會行文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聲言「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同時宣布驅逐三多在內的全體清朝官員。
 1911年12月16日,博格多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接受加冕,成為「大蒙古帝國」大皇帝。他任命由親俄貴族組成的內閣,大致取得對外蒙古的控制;東蒙古呼倫貝爾地區也在俄國駐海拉爾領事支持下,呼應庫倫,於1912年1月宣告獨立,俄蒙聯軍迅即控制東蒙古。而在整個內蒙古6盟49旗中,共有35旗表達響應庫倫行動的立場。同年8月,庫倫軍隊攻占位在喀爾喀西面的科布多;而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郡王烏泰亦宣布獨立。從1913年初開始,庫倫當局向內蒙古發動一系列軍事攻勢,攻占昭烏達盟北部、多倫、張家口以北以及陰山北麓等鄰接外蒙古的區域。
 1912年1月17日,在隆裕皇太后主持的朝會上,蒙古喀爾喀親王那彥圖擔心俄國會利用清廷退位的機會,從外交和法律上確認蒙古從中國版圖獨立出去的現實,那彥圖的擔憂後來果然成真。 
 得知清朝傾覆的消息後,刻在印度流亡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指揮噶廈政府驅逐駐藏大臣以下清朝官員和在拉薩、日喀則、江孜等地的的川軍,並於1912年發布通告,宣示終止西藏對清朝繼承者的隸屬關係。通告稱:「內地各省人民,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地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藍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總期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1912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印度返回拉薩,即著手褒獎在驅逐清軍戰事中立功的將士,懲罰支持駐藏大臣的西藏官員,並於1913年藏曆新年期間頒布名為〈關於西藏全體僧俗民眾今後取捨條例〉的新年文告。文告回顧西藏自開天闢地以來的歷史,其中將西藏與元朝以來歷代中國王朝的關係定位為「檀越」,即施主與僧侶間的供施關係。文告第4條更顯示, 噶廈政府決心動員民眾抗拒中華民國的主權要求。

西藏與外蒙古觀望、反覆的現實理由
 外蒙古和西藏自行宣布與中國斷絕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是辛亥變局導致清朝崩解的直接產物。然而,外蒙古與西藏並沒有像清朝的繼承國──中華民國那樣,順利地取得主權國家的地位,並得到各國的承認。蒙古除了在1919年至1921年間被迫取消獨立外,直到1945年前,除俄國的繼承國──蘇聯以外,它幾乎未能得到任何國家的外交承認。而西藏甚至從未正式宣布獨立建國,也未得到任何國家的外交承認,甚至未能得到它的後臺──英國的外交承認。造成西藏與外蒙古觀望和反覆的原因,還是在於兩者與中國間千絲萬縷的連結。

 1.西藏的擴張與領土主張
 在通常的想像中,比起清朝的「中古」色彩濃烈幾倍的西藏,在中國王朝的陰影之下,只會不斷收縮、衰微。然而,現實中,18世紀到20世紀初期的西藏政權卻處在悄悄擴張的態勢之中。
 17世紀以降,無論是在和碩特蒙古還是滿洲朝廷的保護下,西藏甘丹頗章政權政令法規所及的範圍向來侷限在「衛藏」和康區南部的西半部範圍之內。青海和康區北部牧區是和碩特蒙古直轄的勢力範圍;而康區南部的東半部,亦即「川邊」,是眾多臣服於和碩特諸王的土司的勢力範圍。質言之,甘丹頗章政權實質管轄的範圍與今天西藏自治區的範圍大致相當。
 清朝中期,川邊土司長期相互仇殺,清政府在制止亂局後,放棄直接處理康區政治議題的機會,允許拉薩派官員監督土司,讓甘丹頗章政權的噶廈政府成為康區的太上政府。在青海,和碩特蒙古衰微後,藏人游牧部落紛紛向青海湖環湖草原推進,到18世紀中後期已實質上成為青海的新主人,連殘餘的蒙古部落也陷入迅速藏化的漩渦。
 控制範圍的擴大,讓長期抱持恢復8世紀吐蕃王朝榮耀目標的甘丹頗章政權期待,西藏政府治理範圍與藏語區、藏傳佛教區達成一致。1912年到1950年期間,拉薩當局似乎將政治目標設定於在吐蕃王朝的傳統疆域內,恢復並維持薩迦以來政教合一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上。
 拉薩當局的理想在現實中甚至頗有進展。辛亥變亂中的1911年11月,四川總督趙爾豐被其前部屬處死,康區隨即發生動亂。在改土歸流中失去權力的土司和寺廟,乘亂驅逐或殺戮清政府委任的官員與軍隊,攻占數座縣城,並宣示效忠拉薩。1917—1918;1920—1922年間,藏軍兩度東進,以武力收復康區20餘縣,不僅恢復了趙爾豐在康區改土歸流前的狀況,控制範圍甚至向東越過金沙江。儘管在1930年代前初期的康藏、青藏戰爭中,西藏再度失去康區東部,但金沙江以西仍保留在拉薩當局手中。
 對青、甘、川、滇藏語區的懸念一直牽制著西藏本身的前景。甚至在1913年至1914年的中、英、藏三方西姆拉會議中,噶廈政府向英方提出,由英方壓迫中國政府承認西藏獨立,並將前清雍正時期劃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語區劃歸獨立後的西藏;作為交換,藏方將西藏東南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門隅、洛隅和下察隅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給英屬印度。藏方兌現了他們的承諾,但英國只堅持了中國不得干預西藏事務,不得將西藏改置為行省的底線。西藏為此所付的代價不可謂不高。
 需要注意的是,內蒙古和被英國人視為「內藏」的青甘川滇藏語區,事實上長期存在政治上「兩屬」的狀況。當地一方面效忠朝廷,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自治狀態,同時與庫倫或拉薩保持更密切的宗教往來,乃至政治連結。內蒙古的盟旗本來就是清朝政治下的自治單位,他們與外蒙古活佛、王公札薩克間又有自成體系的聯繫管道;川滇藏語區土司也在很長一段時期接受拉薩派遣官員的監督;清朝中期後,伴隨藏人游牧範圍向原和碩特蒙古牧地的延伸,拉薩的政治影響力隨之而至。這一歷史情形,導致清朝中央政府在內蒙古和青、甘、川、滇藏語區推行新政之際,很多城鎮出現郡縣與盟旗/宗谿/土司/寺院的雙重(甚至多重)設置,行政管轄地域重疊的狀況,進而導致某些邊緣類別的百姓遭遇多重課稅的困擾。
 2.英俄對外蒙古、西藏的不同態度與兩者的不同命運
 英國的本意是使西藏成為其獨占的勢力範圍,讓從阿薩姆到長江間的英國勢力範圍連成一片,以此為緩衝區,阻止俄國向亞洲內陸的擴張。但當英國第二次侵入西藏之際,英俄關係發生變化。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國內又發生革命,對英國的威脅減弱,與此同時,德國對英國的威脅上升。英國國會和政府中的主要意見傾向英俄修好,不宜因西藏問題與俄結怨。兩國乃經談判,於1907年7月達成英俄協定,協定對西藏議題的規定為,兩國共同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俄國承認英國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兩國保證尊重西藏領土完整,不干涉其內政;兩國約定,除透過中國政府外,不與西藏直接交涉。
 由於英、俄都將西藏設定為雙方在亞洲腹地的戰略緩衝區,都不願見到對方單獨控制西藏,相互角力的結果,雙方乃於1907年8月31日簽訂的〈聖彼得堡協議〉中,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以此約束對方可能的冒險行動。
 儘管英、俄並未如清朝所期待,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至少雙方中任何一方單獨控制西藏的可能性消失,雙方協議瓜分西藏的可能性也趨近於零。
 清朝與中華民國利用了這一局面,透過外交努力,壓制了西藏的訴求。因而儘管在1904年〈拉薩條約〉、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六款〉、1908年的〈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乃至中國政府拒絕承認的〈西姆拉條約〉中,中國主權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但清朝和中華民國都達成了阻止英國與西藏直接訂約的目標。相較之下,西藏卻未把握幾個重要歷史契機,包括中國陷入日本全面攻擊與圍困的險境之際,尋求國際外交承認,失去確認獨立狀態的契機。
 與西藏相較,外蒙古始終獲得俄國及其繼承國蘇聯的長期支持,因而可以在1919 – 1921年短暫「撤治」後,再度,且更徹底地脫離中國。外蒙古命運的一度反覆,恰好顯示其獨立與否,實繫於俄國命運的興衰。

內蒙古、「內藏」和其他非漢人群體的取捨
 外蒙古和西藏的命運不同,內蒙古、青甘川滇藏語區以及「苗」、「傜」等非漢人群體的命運,又不同於外蒙古和西藏。在他們當中,多數上層人士的民族訴求,並不是本群體在政治上的獨立或完全自治,而是相對集中於對新國家體制下,群體的政治平等和文化、經濟利益的追求之上。這一傾向,與清末有關「民族」與「中國」前途的爭議中,出自維新派和滿蒙旗人上層的理性主張有諸多重疊之處。具體而言,滿族與蒙旗(非盟旗)菁英,還有部分內蒙古王公、藏語區上層,以及漢語穆斯林、與漢人交錯雜居的南方丘陵地帶非漢人社群等,更希望在新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這樣的態度,不僅並不突兀,相反,它有著相當深長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野蠻民族」模仿「中國」制度,追慕「中國」文明,是兩千年來的歷史常態,對於「夷狄」而言,並不丟臉。事實上,沒有「夷狄」的參與,中國歷史將無從書寫,中國歷史演變的動力亦可能失其大半。「中國」的吸引力在近代衰退,仍不代表完全消失。一如漢人,少數族群菁英對來自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下的列強,同樣存在陌生感和隔膜,同樣有對傳統喪失的焦慮。何況英、俄、日等近代強國為中國邊疆非漢人群體所提供的利益和遠景似乎並不具體,仍不能一舉超過老中國基於歷史慣性的吸引力。而由「中國」本身的知識份子發展出來,以承認多元為前提,包容性的「中華民族」和「五族共和」理論,以及為多民族政治所做出的,以族群平等為目標的政治設計,都顯示出「中國」自我修復,革故鼎新的一面。
 在現實中,新國家正好面臨嚴重的內部整合問題,有心但無力延續清末的政策。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都在名義上宣示新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神聖,但在現實中,還是被迫回歸到傳統的羈縻和間接統治政策的軌道之上。這些妥協政策,是「五族」未完全離心的重要外在因素。
 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列舉的方式申明:「中華民國領土,為22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特別具體列舉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所反映的即是辛亥變局後,蒙古與西藏的動向在南京新政權中引發的特殊關注。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對蒙古、西藏宣稱獨立做了有利於新政府的解釋,該文件稱,「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絕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新政府當然瞭解,外蒙古的宣示,並不真的是「意亦同此,絕無歧趨」。臨時大總統孫文因而多次致電蒙古王公活佛,不要投靠俄國,取消獨立。臨時政府並承諾將「聯合蒙藏,一視同仁,取消舊時理藩不意之名,而組織一蒙藏經理局於內務部,為對蒙藏中央行政機關。一面為保全領土,為國際宣言,杜外人之野心」。
 臨時政府的立場得到蒙旗上層和多數內蒙古王公的支持。臨時政府發表聲明後,駐北京的王公組成「蒙古聯合會」,聲明「本會聯合各王公,同贊共和原則,期五族無猜,共謀幸福」,並宣示反對庫倫的獨立行動。1912年初,內蒙古西部綏遠地區2盟共計22部34旗王公也聯合發表聲明,主張「聯合東蒙反對庫倫,整頓西蒙政教以謀統一,曉諭外蒙古各旗以共和真理,使向附民國」。1912年3月,科爾沁王公阿睦爾靈圭更致電臨時政府,敦促儘早成一全國統一政府。
 1912年3月12日,北京政府派遣三音諾顏部常駐北京御前大臣那彥圖前往庫倫,勸說哲布尊丹巴當局取消獨立。
 1912年11月,俄國與庫倫當局簽定〈俄蒙協約〉,並向北京政府施壓迫其承認。中國駐俄公使對此向俄國政府抗議云,「蒙古為中國領土,現雖地方不靖,萬無與各國訂約之資格……無論貴國與蒙古簽定任何條款,中國政府概不承認」。同月15日,蒙古王公聯合會通電國內外反對〈俄蒙協約〉,同時聲明:(庫倫)偽政府如有與外國協商訂約等事,無論何項事件,何等條約,自應一律無效。首席席尼喇嘛領導的「獨貴龍」,也率伊克昭盟各旗反對外蒙古獨立。
 沙皇政府遭國內革命顛覆後,外蒙古的「自治政府」被迫於1919年11月7日呈請北京政府廢除俄蒙間一切條約、協定。1920年1月6日,呼倫貝爾王公也致電東三省巡閱使和黑龍江督軍,表達主動取消特別區域權的意向。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抵制新國家的獨立行動中,也可以看到歷史慣性的元素。1912年1月,呼倫貝爾東蒙古貴族,額魯特總管勝福、陳巴爾虎總管車和扎與索倫總管成德在武力驅逐中央官員時,一方面宣告獨立,並成立隸屬庫倫「大蒙古帝國」的「自治政府」,另一方面所用的名義又是「大清帝國義軍」,並宣示其行動目標在於「反對共和」。

結語
 面對以漢人為主體的新國家,此前臣屬於清帝國的少數族群在困惑之中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擇。但追溯其原因,仍要將問題置於西方強權在亞洲推展以其本身利益為中心的政治秩序的背景下。清朝對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影響力的衰落,基本上源自列強因素的加入。不可否認,清朝末年的「新政」措施,清末學界和政界對「民族」與中國前途的思考,都是以某種方式對於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回應。而外蒙古、西藏的決定,與兩者此後不同的命運,固然涉及到族群本身政治和文化傳統深層因素的影響,但強權還是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我們無意低估族群自身歷史和文化傳統等深層因素在抉擇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西藏的決定背後有明顯的變革痕跡,但西藏的最終命運,卻更多地與藏人的歷史和文化相關。而選擇加入新國家的非漢人族群,也是在結合歷史文化因素與現代政治的前提之下,參與現代中國國家形構過程的。從某種角度看,他們與漢人一起,將傳統的中華天下秩序的一些核心內容,創造性地移轉到了以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形式的新的政治秩序裡面。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