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意識型態歧異的歷史淵源



「悠悠千年,我們都專一地皈依於基督教倫理宏偉的悲情,…
這種皈依已遮蔽了我們的眼睛,而我們文化的命運也早已確定 。」
─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1960年左右,西方開始進入所謂的後現代時期,其文化思潮的走向在強調差異性、推許多元性;然後於世紀末力推全球化的同時,還且一直要肯定在地化的正當性。誠然,這樣的想法極為動人;但是,非西方世界在歡呼之餘,必須認清其後所含藏的文化霸權實質。如是在西方人看來,當代的全球化自然是也應該是:基於西式普世標準和遊戲規則的西方全球化與在地西方化。相對的,就同屬非西方世界的中國人而言,西式倫理價值觀自有相當合理處,卻不是沒有商榷餘地;其連帶的遊戲規則自有其合法性,卻也有可能成其惡法性。進而言之,當代依舊挾其霸勢的西方文化實有其深層的政治文化淵源:其較近者,得為五百年來各種型態的帝國主義;其較遠者,則既有韋伯所指而已傳承上千年的基督倫理,亦有曾中斷千年後又被不斷攀附的希臘文明。限於篇幅,我們在此只檢視一般人較熟悉的這五百年來的西方政治文化變遷,並於最後就近比較中國與美國於意識型態淵源上的重大歧異,再點出臺灣當前或可扮演的角色。
 做為切入點,我們建議參酌《從黎明到傾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這部史學鉅著--由法裔美籍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巴森,以九十三歲高齡而於2000年出版。該書開宗明義,昭示西方這五百年來共發生了四次大革命: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十七世紀君主政治革命、十八和十九世紀標榜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法國」革命,以及二十世紀提倡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俄國」革命。
 一般而言,這四大革命皆有其關鍵年分,是即路得公告九十五條論綱的1517年、歐洲諸國簽訂西法利亞條約的1648年、法國發生大革命的1789年,以及蘇聯立國於十月革命的1917年。然而,我們似乎還能再注意到三個情況:首先,這四大革命皆各自前後延續了至少百年以上;其次,它們彼此有先後依存的關係;再次,這五百年的四大革命始終貫串著三條紅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科技主義,只是巴森從未就此明言。
 今天,我們已知路得帶動的宗教革命實源自於羅馬教廷的多重腐敗,比方其生活糜爛至需以大發贖罪券來斂財,又比方包括教皇在內的許多重量級教士屢有私生子實情。從而可以理解,如果負有壟斷解釋聖經之權的教會竟是如此不堪,如何能讓有識教徒得以信服;再加上剛剛普及的印刷術又帶出了更多的釋經權,促長了更全面的反舊教聲浪。然而,會發生宗教革命的原因絕非只有單一的教廷悖德問題。事實上,之前進行兩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早已打開了人文主義者的眼界,儘管他們同時仍堅持信奉天主的榮光。
 但無論如何,儘管舊教和新教皆信奉同樣且唯一的上帝,宗教革命還是給現實人生帶來了漫長的宗教戰爭,而戰爭的結束也只帶來了有限的和解:首先,僅僅一邦之主獲有自擇宗教權,邦民若不能隨邦君所信即須離開,從而造成了歐洲並特別是北美的移民潮;其次,就像洛克於戰爭結束五十年後,在《論宗教寬容》一書中所宣示的:宗教寬容只能行於基督宗教之內,對異教徒則不能寬容;再六十年後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類似的觀念化身為社會契約下的公民宗教;然後再兩百四十年後於蘇東波事件之後,杭亭頓在其《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一面警惕勢將難以避免的世界文明衝突,一面期許美國能進擁一種純基督文明。
 路得論綱提出百年之後,歐洲的宗教戰爭達到了最高峰,是即從1618至1647年的三十年「玫瑰戰爭」,並終於在1648年簽訂了〈西法利亞條約〉。西方政治史家認為這項條約帶出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儘管在今日人類學看來距離民族的定義還很遠;但重要的是這批國家伴隨著新生的君主制,而形成了西方五百年以來的第二場革命。
 這批新君主與傳統國王的最大不同,在於後者一直受到貴族的強大挑戰,甚至就像馬基維利在《君王論》裡所指責的「習於要脅與背叛國王」;相形之下,這之後則是隨著君權而在兩方面建構出所謂的現代國家:一方面,國家的最大支柱不再是貴族或僧侶,而是十二世紀以來城鎮發展下的城裡人:他們分擔了城鎮的各種職業,並特別是承擔了文書、會計、管理等事務;事實上,他們還將隨著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而成為建構現代國家主力的「鎮民」,只是後來鎮民一詞被轉義為「資產者」或「資產階級」,而拋掉了原本容有的低階職業。
 另一方面,新君主憑藉一定的專制權力,而完建現代國家的基本成分:疆界劃定的領土、中央領導的政府、國族認同的人民,以及君主所代表的國家主權。我們今天對這些成分的內容往往會有些不同的認定,唯特須釐清當時君主得以專制的主要依據:一是君主得基於神授之說而獲施政自由,二是基督教信仰本身也是專制君主制:前者代表了避免教廷直接干政的政治進步,後者則模糊了人民信眾的集體無意識。然而,英國憲政的示範、自主民意的提高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注定了君權神授說要被現代國家所唾棄。
 由於神授專制在路易十六時達到頂點,致使一般人習於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反抗暴政的結果;其實當時法國正處於專制鬆弛的境地,甚至被當時人民視為暴政象徵的巴士底監獄,到了被攻陷之後才知裡面只剩下四個囚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此現象詳加解釋,查知是由於想發國家財的鎮民被騙,想獲得社會關照的農民被棄,專制弱化而貴族仍享特權,再加上知識分子無能管理政府和社會;終至於人民以革命推翻君主之後,只知以自由行動獲取平等,卻造成革命頭幾年大肆殺戮的暴政,最後結束於拿破崙的正式稱帝。一切就像應驗了柏拉圖於《理想國》中的說詞:民主如何走向無政府狀態的民粹,再走到能恢復秩序的僭政專制。
 然而托克維爾並未看到,十六世紀以來科技革命已帶出多少科學知識,比方望遠鏡發明後的十五年內,人類對天文所獲新知已超過之前千年以上的積累。影響所及自然首先就要對抗起君權神授之說,此所以康德定義十六世紀末以來的「啟蒙」運動時,強調即為「敢於質疑」。事實上,革命前活動數十年的「百科全書派」,就是要普及各種最新的科學知識,而其直接成果除了打擊到神授之說,還影響到大革命後將巴黎大學的教育從神學改成科學,甚至拿破崙還曾於遠征埃及時帶領上百名科學家駐地研究二十個月。
 然而無論如何,百科全書派所追尋的「普世理性」和大革命所揭櫫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確實讓當時的歐洲人興奮不已。隨之而來的民主熱潮至今未歇,儘管按照巴森的說法,主權在民之說只意味著將君權神授轉為民權神授,實則不但任何終極主權皆難獲世間保證,而且任何政體實況皆不能完全吻合政體理論。事實上,早在路得提出論綱的年代,馬基維利即於其《論李維羅馬史前十卷》一書中,明言一切政體都是君主、貴族和民主(或僭主、財閥、民粹)政體的三方共和,只是各國皆因傳統及當下的國情而有不同成分的組合方式。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時代的結束,代表著歐陸可以緊跟上英國領頭的工業革命;進而一面在國內實行工業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對工農群眾進行高度的剝削;另方面則在國外實踐殖民帝國主義,舉國上下對殖民地進行無情的壓榨。
 我們今天很難想像十九世紀的歐洲工業經濟的發展情況:工廠汙染程度之恐怖、工人上工條件之惡劣--比方十二歲以下的低薪童工可以一天工作到十六小時。事實上,那個時代曾湧現出不少呼籲社會主義理想的著作,只是它們最後都被馬克斯主義的光芒所蓋住,而後者所喚起的階級鬥爭也確實主導了其後數十年的社會運動,並終於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起蘇聯政權。這個時候還正在進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我們必須在此點出兩個特殊情況:一是就在一戰之前,英、法兩國財富分配的惡質化已達到最高點--皮凱提即指出其時10%最富者占有全國90%的財富,這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殖民帝國主義的最高結合;二是被蘇聯推翻的俄羅斯帝國還是個農業大國,革命的原因猶如1789年時的法國主要都在追求民主式平等,只是昔日的法國將要追求工業資本主義,而當下的蘇聯則要追尋工業社會主義。
 自蘇聯建國開始,西方世界即啟動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絕對競爭。雙方都傾向將經濟視為第一位,但前者政府講求效率先於分配,強調要用經濟方法來解決經濟問題,造就出全球最富裕而強大的美國;社會主義政府則堅持分配正義,常須以政治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唯此手段雖可能短期奏效,卻會造成長期疲乏而害到經濟本身,並因而要帶出許多非經濟問題,終至於1991年發生了蘇聯解體。
 我們現在可以就這四大革命,而對美國和中國的意識型態進行初步比較。先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它不但直接使美國以新教立國,而且基督教義迄今仍為美國民間倫理的基礎,從而直接對立起中共主導的無神論意識型態。再是十七世紀君主政治革命,它在美國的對應物是國家總統,其體制明顯有別於西方其他國家的內閣制或雙首長制;它在中國對應的則是黨國總書記,而與所有西方國家政體完全不同。最後則是將十八和十九世紀標榜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法國」革命,直接聯繫起二十世紀提倡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俄國」革命:美國繼承的是前者,中國繼承了後者。這樣,先是基督教對立著無神論,再是國家總統對立著黨國書紀,後是個人主義對立著集體主義,看來美、中雙方在意識型態上的對立近似無解。相形之下,首先,臺灣雖非以新教立國,但美國的勢力與宋美齡的影響長期帶給了新教最大的支助;其次,臺灣在實行這二十多年的半總統制以前,曾有四十多年奉行的是黨國總統制;再次,臺灣雖然相當遵行與資本主義配合的個人主義,卻也部分遵奉民生主義所訴求的發達國家資本。那麼我們是否能這樣說,就在美、中意識型態對立和僵持中,臺灣似乎頗具居間調解的潛能,也是它頗有機會承擔的責任。
 然而,上面基於四大革命所做的初步比較難免流於印象性而稍嫌粗淺。事實上,一方面是實情並非如此單純,比方現在一般認定美國是民主制的說法,可能不如辨識其為財閥民主共和才能將政體問題弄得更清楚;二方面是現實的運作常不會徑直地只循原路,比方中國這三十多年來也相當幅度地接納了資本主義機制;三方面是解決問題不等於贏家全拿,中國儒家和道家的傳統思維要共謀地解決問題,而古希臘詭辯哲學和基督一神神學則要獨斷性的全面勝利,於是現實性意識型態上升至方法性意識型態。此外還有一個真正的關鍵:即使同樣是在面對四大革命的影響,大陸和臺灣都得承襲其已持續數千年的中華文化,儘管民國以來的中國人常要否定它或忽視它;相對而言,西方的希臘文化雖曾因基督教而中斷了千年,現代的西方人仍要強調其希臘以來的傳統,卻是往往不能反思其古今淵源之中所蘊含的諸多陷阱--唯此已超出本文探討的範疇。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