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如何回憶受創歷史




    1992年,由行政院邀請學者專家完成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諸於世。1995年,李登輝宣稱已以總統身分代表政府為二二八道歉,立法院並制定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包括訂定「和平紀念日」。原先一般預期,此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可望愈趨和平穩健,相關歷史研究也能更臻成熟。然而事實顯示,此一據說意在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和諧的紀念日,卻讓每年繼續加深傷口、擴大仇恨找到了「著力點」,二二八研究也走向各說各話。
    二二八事件,許多人認為造成了臺灣今日最大的社會分裂線。而在民進黨即將進入完全執政的今天,立法院綠委提案廢除國父遺像、將鄭南榕自焚日列為法定紀念日,並考慮以罰則約束二二八真相研究及對待受難者的態度,再次觸動了臺灣社會那條由歷史牽動的敏感神經。


處理受創歷史的四種模式
    如何回憶、處理受創歷史,攸關一個民族社會此後可否健康、積極走下去。「文化記憶」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德國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教授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有《從集體暴力到共同的未來:處理創傷性過去的四種模式》一文,或有助於吾人思考:
    以色列哲學家A. Margalit從二戰之後倖存猶太人面對該族苦難的兩種態度,歸納出處理創傷記憶的兩種模式:時時紀念永誌不忘、放下過去勇往向前。Assmann認為Margalit的二分法不夠完整,處理創傷性歷史的模式應有四種,分別是:1、通過對話而忘卻;2、回憶以便永誌不忘;3、回憶以便忘卻;4、通過對話而回憶。

     Assmann認為勝利者常將自己的歷史觀強加於人,在記憶領域裡以強凌弱,禁止弱者發聲。這種「強迫沈默」或「強迫忘卻」的作法並無法解決問題。一次大戰的教訓之一就是:不對稱的記憶與沈默,將會孕育更大的暴力。Assmann歸納出四種處理暴力創傷的模式,都是經由協商找出共通的記憶與過去。受害一方的怨恨和心聲,必須宣洩出來,創傷才能過去;二戰之後,這些處理模式被應用在專制獨裁或種族屠殺所施展的暴力上,確實產生良好效果。

(1)第一種模式:通過對話而忘卻
集體記憶原本被視為顯著的社會、文化資源,但這種看法被歷史學者Christian Meier所推翻。Meier說,忘卻是包容相互衝撞的不同記憶間的古老方法。古希臘激烈的內戰之後,讓分裂社會和好、齊步前行的方法,就是忘卻。國家當然無法直接干涉人民的記憶,但可以禁止仇恨的公共連結,進而避免舊仇激發新恨。雅典就曾立法禁止在公共場合討論禁忌的主題。這種忘卻的模式,也被運用在1618-48的「30年戰爭」之後。1648年的和約就體現了「忘卻過去、攜手前行」的精神,參戰各方放下仇恨,又經由大赦把原本對立的各方凝結在一起。

    即便二戰之後,這種模式仍被採行。紐倫堡國際法庭對於納粹官員的審判,與其說是為了記住過去,不如說是滌罪。戰後的德國,不管公共場合或官方外交,針對不堪回首的過去都保持緘默。有人認為「保持緘默」是德國重建經濟、重建政治、再整合、再出發的必要策略。通過對話而忘卻,或保持緘默協定,也是歐洲政治所採的策略。邱吉爾在1946年的演講,即呼籲歐洲把二戰當作一場內戰,在紐倫堡公審究責之後,停止清算舊帳往前看。在冷戰期間,對付共產集團的西方軍事同盟,盡釋前嫌向前看,很快就結合在一起。

(2)第二種模式:回憶以便永誌不忘
    第一種模式能運作的前提是:雙方勢均力敵,相互傷害的程度差不多,或者基於新的軍事同盟所需(如北大西洋公約),彼此才能做到不翻舊帳向前看。但若強者片面欺凌弱者,挨打自衛的受害者就不可能經由對話而忘卻。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不對稱互動,便不適用第一種模式。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種不對稱傷害,全副武裝的強者屠殺手無寸鐵的弱者,這種暴行,不可原諒,無法和解。如果採行第一種模式,不但違反人性,也難以避免悲劇重演。面對這樣的歷史,只能時時回憶永誌不忘,在行兇者後代和受害者後代之間達成一種「記憶公約」,避免災難再次發生。「回憶以便永誌不忘」不但是醫治倖存者的處方,也具有告慰亡者的精神意義。慢慢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原本忘卻的協定被轉成永誌不忘。這種轉化的目的,是要把不對稱的暴力經驗,轉成可共享形式的回憶。加害者與受害者間的敵對,不可能調解,但可以經由對受害者記憶的感同身受獲得解決。德國(作為加害者的繼承人)和猶太人(作為受害者的繼承者)之間的記憶協定,是解決大屠殺悲劇的新方法。

(3)第三種模式:回憶以便忘卻
    處理猶太人大屠殺的方式(回憶以便永誌不忘),漸漸影響世界各地的類似案例。「記憶」成為解決歷史創傷的普遍性模式,實際例子如南美的專制獨裁、南非的種族隔離、殖民歷史或奴隸制度。它們都把猶太人對大屠殺歷史的處理模式當作參照,但是「回憶以便忘卻」和「回憶以便永誌不忘」還是有所不同。第三種模式的回憶不但不排除、甚至包含某種形式的忘卻。回憶與忘卻並非互為對立,反而二者是可以結合的。第三種模式的目標是忘卻過去,攜手向前,手段卻是回憶。回憶並不是記住以往的事件直到永遠,而是把它當作潔淨、滌罪、和解、治療的工具。

    猶太大屠殺的案例不會提及和解,但是和解卻是第三種模式的關鍵字。和解常被聯想成「寬恕與遺忘」。第三種模式與上述的和解仍有差別。此處的回憶,是指對受害者記憶的接納。如果不從受害者角度去面對以往的暴行,和解就不可能展開。

    基督教的認罪儀式中,忘卻以前必須先回憶。犯罪者必須當眾清楚臚列自己的罪,才能得到神職人員給他的赦免。回憶也是佛洛伊德精神療法很重要的部分,痛苦的過去必須經由知覺和語言的表達,才能把它移開、放下。

    南非把基督教的懺悔儀式發展為「真相與和解」運動。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加害人與受害者共同出席,雙方一起公開歷史真相,聽受害者講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會的同情、尊敬、補償,加害者公開懺悔道歉,請求寬恕,並得到有條件的赦免。這樣的回憶有助於宣洩、調解、清洗歷史創傷,才能把這頁歷史翻過去。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從軍人獨裁轉向民主國家,也採用了同樣的處理歷史方式。全世界至今約略出現了13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關心人權的聽證和討論,保護人權和對抗國家暴力的概念深入人心。現在人權框架在人們心目中已取代了權力鬥爭框架——無論是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還是國家革命、政治對立。此外,人權概念已經成為全球的共同關注,一國政府迫害人權的醜行,已經很難強迫受害者遺忘、沈默,因為全世界都是受害者的後盾。

    人權概念的深植以及全球媒體的虎視眈眈,許多公開道歉逐一呈現:教宗為宗教審判道歉、聯合國為盧安達種族屠殺時的不作為道歉、英國女王為鎮壓紐西蘭的毛利人道歉、柯林頓總統為美國的奴隸貿易道歉。民主國家有別於其他國家,就在於前者特別重視、處理人民受迫害的歷史記憶。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強調真相,不是正義,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仍要生活在一起,妥協、談判、朝向和解是他們的目標。爭辯誰正義、誰不義,意義不大,甚至有礙和解。從這裡我們就可看出第二種與第三種模式的重要差別是:前者回憶歷史是為了樹立規範性的過去,(從而分辨出對與錯、義與不義);後者回憶歷史是為了借鏡過去、走向未來。

    至於第一和第三種模式的差別則是:「雙方互有迫害」的創傷,適用第一種模式;「某方片面迫害另一方」的傷痛,適用第三種模式。

(4)第四種模式:通過對話而回憶

    國家記憶的形成,常常不是透過國與國間的對話,而是獨白。曾經以暴力相向的國家,常會強調自身的受害經歷,避開自己的錯誤作為,如此有助於提升自我正當性。例如,波蘭和奧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繪為納粹的受害者。事實上,他們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又如西歐國家戰前的勾結行為,也讓歷史記憶變得很複雜。人類記憶還有一個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記憶比害人的記憶,占據了更大的空間。這種特性使兩國之間,例如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中,引來持續的怨恨和衝突。

    第四種模式要求兩國的歷史學家交換意見,共同編寫涉及兩國歷史的教科書,共享雙方的觀點,承認各自的罪孽。在兩國共享知識的基礎上,雙方和平共處,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發的謾罵和暴力衝突的壓力下。

    這種模式主要適用於國家之間,也適用於一國之內的不同社會集團。不過,這種模式很難找到例證。在它成為現實之前,不如說它是一種新的可能性。但值得一提的是,歐盟可能正朝第四種模式邁進。歐盟以往原本就是被史無前例的暴力所糾纏,它們如果在經濟、政治整合之後,再發展出共享的價值,就可以擺脫歷史,走向共享記憶的境界。

處理受創歷史的理論框架
    吾人很容易即可從Assmann以上的分析,歸納整理出其背後的理論架構(Assmann或許不曾清楚意識到),如表1: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無法遺世而獨立。我們來自過去,並在今後追求幸福的過程中,勢必面臨現實的不斷考驗。然而,沒有過去,身分認同就無從談起,是非對錯就無須講究,個人、社會、國家就無以立足,發展就失去方向,更無法避免後續相互間的弱肉強食、以暴易暴(不論何種暴力)。從表1的架構,我們看到了一個能夠兼顧現實與理想,即,兼顧國家現實利益、社會道德、以及個人心理,積極將昔日創傷轉化為引導未來發展的合理而完備的處理方式。

如何回憶我們的受創歷史
    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歷經了無數次外人侵凌的嚴重創傷,其中尤以1931年到1945年的對日抗戰,更屬痛中之痛。若以臺灣地區的經驗為例,乙未割臺、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都帶給這個島嶼劇烈的衝擊與創傷。

    如何擺脫臺灣因歷史問題而社會不斷內耗的現狀,積極前行?如何避免因回顧歷史的角度錯誤(例如高中歷史課綱),造成新的迫害?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臺灣上述磨難的外環境,追本溯源,是整體中國近代以來受到的外力干擾及其延續。

認識日本的角色:
    昔日日帝的擴張,始於拆解中國傳統天下秩序──侵略中國藩屬國琉球與朝鮮。隨後日本有計畫地入侵中國領土。日本侵華,從美日合作侵臺、製造「牡丹社事件」開始;繼而日本對華發動甲午戰爭、鑄成乙未割臺,然後一步步將臺灣捲入圍堵祖國的對立陣營,並使兩岸中國人同陷水火,直至二戰結束。我們雖可局部歸因於祖國自強不力,但中華民族向以多元民族和合共存為文明發展主軸,道德及心理上,日本不能推卸其身為加害國的關鍵性責任。

    Assmann說,承認國家的罪行並不像許多人所害怕的,顯示集體自我形象的坍塌;一個國家透過瞭解並疏遠自我歷史罪行的態度,承認文明社會的價值,反而能創造一個轉換身分的機會。因此,一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對安倍晉三的勸誡:日本唯有學習德國,真誠為侵略行為反省、道歉,受其壓迫的東亞鄰國才可能與之和平交往,日本才可能真正立足亞洲。即,日本不能僅採Assmann的第四種模式,以同屬戰爭受害國(原子彈轟炸)的立場回顧二戰;那只能回應亞太戰場上與日互有傷害的美英俄等國。我們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更應要求日本採取第二種模式,以加害國身分體會中國(含昔日殖民地臺灣)、琉球、朝鮮等東亞受害百姓的痛苦,並永誌不忘、致力維繫東亞和平;如此,雙方也才有機會轉進第三種模式,盡釋前嫌共創亞洲福祉。

    但日本卻反其道而行。1958年日本將2000名左右的乙丙級戰犯靈位移入靖國神社,1978年更移入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年年當英雄烈士來崇拜,形同繼續認同侵略暴行。近年,日本修訂《美日安保條約》以擴大「周邊有事」的範圍,更通過放寬解釋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正式建立軍隊,甚至計劃「進軍」世界。去年,儘管安倍代表日本政府勉強對戰爭進行了缺乏誠意的所謂「道歉」,但未久又公開質疑慰安婦與日本軍方的關係,堅持扭曲歷史。

    一如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是舉世關注的不對稱傷害,其實日本對中國(包括臺灣)的侵略,何嘗不是更大規模的不對稱傷害?中國軍民在對日抗戰中死傷3500萬人,其中極大部分還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而日本施暴手段之兇殘,相較於納粹亦「毫不遜色」。臺灣日據時期,則即使不計言論與行動受壓制、資源財富遭榨取、人格自尊被踐踏,臺灣人民從乙未割台之役慘遭大規模殺害起,到後來成為手刃祖國同胞的臺籍日本兵、以血肉迎戰同盟國的日帝砲灰,數十萬陰魂已令人慘不忍睹。

    然而,要求德國對其惡行「回憶以便永誌不忘」的猶太人,贏得了舉世的同情與關注。反觀中國,其悲情不但不如猶太人引起重視,更讓人氣結的是,臺灣作為中國最早被迫割日的一省,卻有不少人不但不與祖國同悲,還把臺灣割日說成是「不幸中的大幸」,主動稱頌殖民功績;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甚至站在日本的立場看歷史,否認慰安婦的悲劇,稱日本為祖國、釣魚台是日本的。臺灣這種扭曲與不道德,反過來加入迫害者對中華民族製造創傷,恐怕也是舉世獨有。

考慮美國的角色:
    美、日體現了第一種模式,在戰後基於圍堵中國之需,立刻化敵為友恢復了昔日的同盟關係。美日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密約在琉球部署核武、利用臺海兩岸分治聯手裹脅臺灣,即其實例。但這卻在繼續對他國(中國、琉球)製造創傷。(換言之,正因日美聯手破壞東亞和平、再次製造兩岸中國人悲劇的可能性極高,目前北京一手對日責以歷史問題以要求和平、一手緊抓釣魚臺主權問題以防堵擴張,作法是正確的。)

    今日兩岸所以分治,臺灣對大陸的態度所以從反華、反共一路發展到反中,乃有著百餘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勢力不道德介入的背景在。對整體中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臺灣,要想維持兩岸長期分裂,其不論臺獨或獨臺,亦皆有賴於美日持續在背後支撐。歷史正在兩岸關係中延續著。不過,如果我們體會到臺灣人民的自尊不可能靠成為美日附庸而提升,而唯待中國國力復興、中華民族尊嚴恢復才可能擡頭,如果兩岸都自視同為中國人,那麼,只要認識到美日等意圖打壓中國發展的國際壓力仍然環伺、並與日俱增,則國共、兩岸勢必只能是生命共同體,國共之間、兩岸之間勢必只能採取第一種模式一笑抿恩仇,一致對外,然後其他內部好商量。除非我們無心於自強運動以來的國家復興,無意於恢復民族及個人自尊,除非我們並不認同中國,寧願堅持兩岸對峙而在美日與中國對峙中為虎作倀、認賊作父,否則堅持對峙只會造成親痛仇快。

回應內部問題:
    有了以上外環境的框架,有了生命共同體必須團結向前的前提,於是如何面對我們內部的其他歷史創傷,就變得容易了:實事求是,然後和解──加害者道歉、受害者放下。然而臺灣的現狀遠非如此。

    四種模式中最適合處理國共內戰歷史的,應該是通過對話而忘卻的第一模式。近來臺海兩岸有不少有心人士,希望透過對話化解內戰心結,可惜成效不彰。除了臺灣方面曾參與內戰者或其下一代仍不肯放下,臺灣主流社會早已自外於中國,求獨心意當然不樂見內戰和解,是主要原因。

    第三種模式,回憶以便忘卻,原本應是讓我們比較容易處理白色恐怖創傷的方式。但今天臺灣由歷史問題引發的種種紛擾及人權議題,許多即來自於此。究其因,則政客為了將歷史創傷援引為取之不竭的政治提款機,蓄意炒作島內仇恨而不願放下,此其一;獨派為了「脫古」(脫離中國),不惜混淆不同層次的歷史糾葛以扭曲史實、擴大兩岸中國人的仇恨,此其二。

    譬如,白色恐怖時期二蔣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創傷、對異議分子(尤其左翼)的打壓迫害,當然應該回憶、道歉,然後和解、放下。但這裡所謂的異議分子,不應納入引進外國勢力以裂解、顛覆、或占領中國者,因為其性質迥不相同,而後者實屬帝國主義壓迫的延續(第二模式)。同樣地,二二八事件裡國族認同的對立(主觀意識上的「外省人vs本省人」、甚至「中國人vs臺灣人」)、外國勢力的涉入,其對衝突發展的重要性可能遠比其他因素高出許多,如果單純地歸因於官逼民反,當然是文不對題。

    國家認同本來就是建立一國的基石,沒有折衷妥協的餘地;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符合國際正義的普遍共識,否則國不成國。相反地,獨派認定蔣介石的「外來政權」罪無可逭,因此「回憶以便永誌不忘」是他們採用的模式。無怪乎臺獨的二二八研究向來只強調調查,不願和解。此所以馬英九不論對二二八受害者道歉多少次,社會和解的意願從未降臨,臺灣相關研究不論做了多少,社會仇恨只見加深。這是台灣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唯有將公道還諸歷史,人間才有平安。但是,唯有正確回憶歷史,才能實現歷史上的公道。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