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族群在民國肇建前後的抉擇

 --認識多族群統一國家的民族與族群現象(三)

清末面對「民族」與「中國」前途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
 自雍正朝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之際起,面對中國土地上眾多的「未開化」族群,清朝的滿洲統治階層即發現自身的利益與漢人(「民人」)的利益日趨接近;從1830年代起,滿洲統治階層更逐漸擺脫原先「博格德汗」和中華王朝統治者的「雙重身分」,不再將漢人視為潛在的敵人,改將之視作維護王朝統治的同盟和基礎。1864年在陜、甘和新疆全面爆發的「回變」,1870年代左宗棠率領以漢人官兵為主的清軍進軍新疆,並推動1880年代的新疆建省,標示出清朝自我定位和漢人知識分子看待清朝立場的轉變。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之中,更隱含了近代「中華民族」國族認同的萌芽。
 與此同時,「漢族」的民族自我意識覺醒進程,並未因此而中斷,相反,它伴隨「中華民族」國族認同的出現而加快發生。19世紀中期,面臨西方白人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便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中國內部「異族」的統治。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抱持漢民族主義思想者,多數轉化為「革命派」。革命派由「大漢民族主義」論述中,得到必須發動「種族革命」的結論。孫中山和鄒容率先提出了漢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即民族革命的最終目標是民主共和政體,但由於滿、漢利益的根本對立和不可協調,這個民主共和體制中必須排除漢種以外的一切異種。為此,孫中山明確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維新派」的民族理論則是由梁啟超建構與完善的。梁啟超「中華民族」理論的前提,是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但同時也樂見其一體化的趨勢。換言之,梁啟超的多元一體論有兩個面向,其一,認定中華民族之下的各民族有天然的文化和歷史關係;其二,承認這種關係之下仍存在諸多差異,尚不足以在現階段鎔鑄一個無差別的大民族,但藉由建立民族國家,如美利堅之例,則足以在未來成為無差別的大民族。
 維新派警告說,「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後來新成立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五族共和」論,就是維新派的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立憲運動期間,留日的滿蒙旗人和滿洲官員,對梁啟超、楊度等人消除滿漢畛域的主張,做出十分正面的回應。
 恒鈞、烏澤聲等留日滿蒙旗人在東京創辦《大同報》,不久,又在北京創辦性質相同的《北京大同日報》,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並且結合民族與立憲政治議題,認定滿漢問題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滿漢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歸根結底又是君主專制獨裁造成的惡果。因此,要想根本解決民族問題,就必須改革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政體,開設國會。
 旗人菁英同樣強調滿、漢乃至蒙古人之間的聯繫與一體性。滿人御史貴秀指出「時至今競言合群保種矣,中國之利害滿與漢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濟,吳越尚且一家,況滿漢共戴一君主,共為此國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語同聲,所異者不過滿人有旗分無省分,漢人有省分無旗分耳」。留日旗人特別指出,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滿漢兩族,具有共同的命運、利益與責任。烏澤聲說:「國興則同受其福,國亡則俱蒙其禍,利害相共,禍福相倚,斷無利於此而害於彼之理。……又豈獨滿漢為然也。凡居於我中國之土地,為我中國之國民者,無論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棄救國之責任也」。
 有人更具體論證中國境內各民族融合為一體的必然性與現實可能。穆都哩為文稱,「蓋民族之成,國民之合,其絕大之原因,全由於外部之壓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種之原因,則一緣於居於同一之土地,一緣於相安於一政治之下。至於言語、風俗習慣,雖為成立民族及國民之要素,然有時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為某國之國民。若專以風俗、言語等而定民族之異同,則英人與美人之問題,必難解決矣。雖然,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而異種族之國民也,言語、風俗間有不同之點,有時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滿漢兩方面而言,則已混同而不可復分,推之及於蒙回藏,則其大多數雖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於內地之人民,則其言語風俗已一於內地之人民。雖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經營,施之以教育,則數年以後可用者將不遑計。不然,委之於不顯,或奴隸視之,則三年之後,其地必非我有」。 不僅滿、漢,整個「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也」,「准之歷史之實例,則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強之大勢,則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則已足繫定其國民的關係矣」。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場合更多次逕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萬同胞」。
 留日滿蒙人士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深刻影響了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很多跡象表明,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王朝轉化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共識。立憲運動的「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受梁啟超的影響,於出洋考察時特別關注族群問題的端方,在1906年向清廷呈遞〈請平滿漢畛域密摺〉,主張當局應面對國家在整體之下存在差異的現實,「先靖內訌」,「使諸族相忘,混成一體」。 1907年7月31日,端方代奏李鴻才〈條陳化滿漢畛域辦法八條摺〉,主張為杜絕革命黨「藉辭滿漢」,發動革命,「莫若令滿漢大同,消弭名稱,渾融畛域。明示天下無重滿輕漢之心,見諸事實,而不托諸空言」。具體辦法包括「切實推行滿漢通婚」、「刪除滿漢分缺」、「滿人宜姓名並列」、「駐防與徵兵辦法」等等。
 到了20世紀初,清廷顯然已經開始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甚至在遜位詔書中表示「總期……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然而,歷史並未朝著維新派、滿蒙旗人政、學界和晚清朝廷所期待的方向演進。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創建了新國家。儘管執政後的革命派,基於保全清朝領土遺產的動機,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轉以「同化」非漢民族為條件,接受「中華民族」的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但其漢人中心主義的色彩依舊鮮明,將邊疆民族邊緣化、異己化的傾向依舊存在。
 1912年,多民族的清帝國被漢人革命所建立的新的國家政權取代,非漢人族群面臨新的挑戰和棘手的選擇。蒙、藏及其他少數族群在民國肇建前後的抉擇,擬於本系列下一篇文章中專門探究。

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