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國認同分裂(一)

編按:張新民是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現爲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榮譽院長、教授,兼貴州儒學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儒學會副會長。2011年5月9日書院舉行讀書會時,時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曾到場參與,並與張教授談話。兩年半以後,已接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於2013年11月26日在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主持座談時說道:他「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體現中央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決心」。習的講話意味著,當前中共領導人已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其核心的儒家思想)視為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工程,同時也開始了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接軌的探索。
大陸「儒家網」與「新浪歷史」於今年7月4日訪問了張新民教授,論及大陸復興儒家思想的意義、現況與展望。本刊鑑於民進黨若再度執政,臺灣「去中國化」將繼續深化,兩岸心靈契合將更加困難,因此大陸復興儒家思想更具有緊迫性與重要性,是以我們將張教授的專訪分四期刊出,以供兩岸中國人有識之士參考、反思。

我與習近平主席私下交談的話題
是從如何看待天下大勢展開的
 儒家網:2011年5月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視察貴州,專門到訪您主持的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與您有一次交談,談了什麼內容?您如何評價那次會談?聯想到近年來官方對傳統文化的倡導,尤其對儒家的重視,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張新民:習近平主席專訪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雖然已經時隔四年,但現在看來意義仍極為重大。因為我在大學體制內嘗試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無論政界或學界都知道是一個儒家道場,我自己撰寫的強調繼承和發揚自先秦以迄宋明諸大儒精神的「學規」,就大書深刻於書院講堂對面的牆壁上,一進書院的大門就能清楚地看到。講堂內當時尚有一場「我讀《大學》:以『五四』精神解讀『修齊治平』的當代價值」的讀書講學活動,雖然出於刻意的安排,但也顯示了消弭傳統與現代縫隙的意識形態意圖。可見習的專訪明顯釋放出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信息,時間遠較他擔任總書記後訪問山東曲阜孔府為早。儘管他在中國文化書院勉學堂的講話迄今並未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僅熟悉中國文化整體一貫的系統,而且懷抱復興發展的壯志宏願。文化是一國民族之所以為一國民族的命脈基礎,必須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上有相應的人格形象來作符號標誌,現在國家領導人能主動認同中國文化存在的價值,其意義之重大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我與習近平的私下交談,外界傳聞頗多,現在可以透露的是,話題的確是因為如何看待天下大勢才展開的。我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將中國固有疆域分成北、中、南三大板塊,從歷史變遷的長時段大格局出發,希望能尋找出一條均衡合理的發展道路。我當然也談到自己創辦書院的目的,即證明中國文化絕非如西方學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說,早已變成了無生命的死物,只能擺在博物館中供人觀賞,其實當時心中的預設尚有余英時的「游魂」說。習與我都認為這純屬西方人的偏見。我後來注意到他以國家主席身 分出國訪問的講話,即要「讓收藏在禁宮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我不敢斷言就與我們的那次談話有關,但至少可以肯定他的思想是前後一貫和深思熟慮的。談話結束時我曾贈他兩句話:「科技興邦,人文治國。」這不過是書生的肺腑之言,自期以「與其諾諾,不如諤諤」。但我仍高興地看到重視傳統文化的復興或再造,實際已從長期爭論不休的「國是」問題,一變而為有明確取向的不容置疑的「國策」,四年前的談話好像也構成了歷史變遷邏輯線條中的一環。我們都在共同的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生活和求知,國策的調整或改變乃是因應時勢的必然。儒學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文化的中堅核心,復興和重建中國文化首先是復興或重建儒學。意識形態的轉型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任何熱愛中國文化的人都應抱持審慎的歡迎態度。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現在已步入了儒家化的語境
 儒家網:時下無論是學術界、官方還是普通民眾都在熱議儒家文化,也有不少儒者身體力行地推動儒家復興,您怎麼看待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的關係?您對有的學者提出的「馬魂中體西用」說如何評價?在當前的政治文化制度背景下,儒家的前景如何?
 張新民: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回顧一下歷史。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乘兩晋南北朝時局動亂不已,人心無不希望尋找精神寄托之際,很快就擴大了其在思想世界的話語權,甚至一度主導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世界。但佛教作為一種從印度文化系統中移植過來的「外來物」,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本質上也是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最初主要是與道家思想結合,形成了生硬的格義解釋系統,然後再以道家為橋梁,不斷與儒家文化融突磨合,出現了儒學化的發展方向,突破了徹底中國化的最後一個環節,形成了天臺、華嚴、禪宗、淨土等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中國化的佛教不僅緩和了世間法與出世法的緊張和對立,主張凡聖不二,強調真俗一體,同時也積極向儒教靠攏並大講世俗綱常名教,倡導孝道倫理,贊同忠義價值,明顯轉型為儒化的東亞佛教,而與印度原始佛教有了很大的區別。
 與佛教始終朝著中國化的方向發展同步,儒家也在不斷吸取佛教的思想資源,以重建自己的形上本體世界。最突出的便是宋明時期儒學的第二期復興發展運動,不僅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繼續發揮其固有的主導作用,即在佛教所擅長的心性思想學說方面也重新開闢出了嶄新的學術天地,既繼承綿延了先秦孔孟儒學一以貫之的道統,又回應佛教挑戰豐富和發展了儒家學說,形成了儒學主導、多家互動的良好生態格局。
 反觀百年來的西學傳播史,最大的災難就是造成了中國人的認同分裂。各種主義的紛爭都在尋找自己的試驗場,批判的武器則變成了武器的批判,於是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無論或明或暗,在階級鬥爭至上的時代主要是與法家思想結合,最突出的標志便是「文化革命」期間以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解讀中國歷史的意識形態行為,目的則是以崇法反儒的方式為當時的激進主義思潮尋找合法性、正當性根據。由於唐代以後真正的法家人物較少,為了建立完整的法家傳統系譜,又用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生硬地剪裁歷史,將持守儒家立場的史學理論家劉知幾等一類歷史人物強拉入了法家隊伍,這當然可以看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步。但如同佛教輸入中土的第一步是先與道家思想結合,然後再向影響更為廣泛的儒家思想主動靠攏一樣,隨著「文化革命」運動的結束,階級鬥爭學說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自動放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文化系統的「外來物」,在經歷了法家化的轉型並付出了慘痛的實踐代價後,現在也在因應新的時代形勢,開始主動向儒家學說靠攏。我們只要觀察一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三十年意識形態的變化,就不難發現儒家學說由放逐到回歸,姑不論民間社會的具體情况如何,即在國家意識形態上也有明顯的反映,最突出的便是從倡導階級鬥爭學說到重視和諧社會建設,儒家文化的因子在國家意識形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但和諧並非就是鄉愿式的和稀泥,也不意味著就完全不講矛盾或鬥爭。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表述,一切發展本質都是對立面的統一不斷運動的結果;按照儒家一貫的看法,變動不居的萬象都可構成相反相成的統一整體。因而由強調鬥爭到重視和諧,不僅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向儒學的主動靠攏,而且象徵著鬥爭辯證法向和諧辯證法的轉化——鬥爭辯證法難以包融「和合」或「和諧」,和諧辯證法卻可以包融「矛盾」或「鬥爭」——無論鬥爭或和諧都在新的辯證思維結構中獲得了相反相成的統一。以長時段的視域為判斷依據,不管人們願意或不願意,儘管一切都才是開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現在已步入了儒家化的語境,顯然是一越往後就越能清晰看出的客觀歷史事實。歷史雖然不能比附,但卻可以借鑒,對照佛教不斷中國化的整體歷史進程,我們依然感到二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由於傳統中國舉凡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無一不受儒家思想學說影響,故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的發展過程,必然也是不斷儒家化的發展過程。又由於儒學形上形下兩重世界徹底貫通,涵蓋的範圍極為廣泛,故儒學可以包融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則很難包融整個儒學。當然,以佛教經歷五百年的發展才徹底中國化為參照系,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可說才剛開始。我們暫時無法將實證的方法施之未來,做出預言家式的判斷,但仍堅信任何學說如要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發揮作用,均必須經歷與中國國情相應的吸收改造過程。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回歸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大易》觀時察變的智慧告訴我們必須俱足等待的智慧。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佛教中國化的發展過程是這樣,未來其他學說的中國化發展過程也必然是這樣。
 儒學受到左右兩派的挑戰,歷史上並非一次。孟子早就說過:「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與今天的情况類似,「墨」與「楊」恰好代表左右兩派,而儒家的中道(中庸)思想則能包容兩派又超越兩派,表現出和平中正和廣大高明的偉岸氣象。歷史上儒學成為主流性的精神信仰,絕非個人意志的產物,而是民族集體的選擇,只能本著歷史主義的客觀態度對待由逃「墨」入「楊」而歸「儒」的歷史現象。譬如說我們當然尊重自由主義者的價值選擇,但「自由」的理念多向前走一步,會不會導致無政府混亂狀態?我們自然也能欣賞馬克思主義的合理訴求,但「平等」的理念一旦過度教條化,會不會窒息民族集體的創造生機?儒家當然也希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但無論東方或西方,古往今來的教訓斑斑俱在,我們只能在歷史文化中尋找發展或建構的合理動因,而不忍一國上下均淪為某種主義試驗的犧牲品,因而「中道」的智慧仍為今天的中國所必需。
 合理的文化生態結構固然需要多元,但也不能遺忘華夏民族本來固有的主體地位,即使自由主義提倡的民主憲政,也不能脫離一國民族長期在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習俗、政治、道德、宗教等成套的文化系統,當然必須有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文化力量參與其中,未必就無創立儒家民主憲政制度架構的可能。嚴格說新儒家與自由主義並沒有完全對立的衝突,特別是大陸自由主義者從激進轉為溫和,開始在傳統文化的取捨問題上變得相對保守,甚至他們中的不少人也以儒家學者自詡,不僅相互之間的距離已經縮短,即同情旁助的契機也逐漸顯現。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就認為生機勃勃的傳統乃是創造力的活泉,即使自由主義也必須扎根於充滿活力的傳統文化的土壤。與海耶克強調自動自發的秩序才是最合理的自由秩序類似,儒家從來都認為符合人性的溫和的仁政而非反人性的暴力強制才是維繫社會共同體秩序的最好方法。然而儘管如此,「馬魂中體西用」仍只能是一種雜凑式的拼盤,不符合「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要求,必須另尋一種徹上徹下的思想來凝聚全民族的共識,至少目前為止除了儒學,我看不到其他可以全面代替的學說。

儒家必須以勇於「預流」的方式
推動國家權力朝著善的方向發展
 儒家網:儒家在歷史上有「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和「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兩條路徑,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從來是交織難明,就當前而言,不同儒者也大致秉行著這兩種做法,您怎麼看?
 張新民:真正的儒家從來都懷抱天下情懷,他們不像基督那樣將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徹底分離,因而只有一個現實的世界,但又不忍其被人做糟做壞,所以一定要將現實世界轉化為理想世界,遂肩負無法逃遁的宗教式道義責任,一刻不停地以重建人間秩序為自己的終生職志。然而現實世界總是是非善惡混雜,歷史的悖論或吊詭動輒就跟人開玩笑,這就决定了儒家奮鬥的艱難和曲折。他們遭受的委屈與責難自古迄今均不勝枚舉,但也足以反映他們總是與天下國家的成敗興衰同一呼吸,同一命運,梁漱溟的「吾曹不出蒼生何」,一語就道出了其中的究竟。
 儒家救世主要有兩條路線,即「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其中「得君行道」作為上行路線,不能不與權力世界較量交涉,最容易引起學術與政治的錯位,較早如北宋王安石的變法,較晚如清末康有為的維新,均歷來議論紛紛,褒貶不一,迄今未有定論,反映權力世界總是受到多種力量的牽引,並非總是按照善的邏輯主動運轉,因而也最容易遭到人們的非難和批評。但是無論「得君行道」也好,「借君行道」也好,根本的目的仍是「誘勢入道」或「借勢行道」。理想的狀况當然是「道」與「勢」合,「道」與「勢」合則可以道行天下。然而現實的狀况往往是「道」與「勢」裂,「道」與「勢」裂則必須以「道」抗「勢」或以「道」馭「勢」。
 其實早在先秦,孟子就明白告訴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可見在儒家的政治文化理想中,君與臣的關係是相待的,既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甚至根本就對抗,一切均以「道」為轉移——能行道(推動價值理想的實現)固然最好,因為人不能自外於「天地變化,草木番」即道行天下的世界之外;但不能行道(價值理想遭到徹底摧殘)即意味著「天地閉,賢人隱」,當然就必須以個體性的守道方式來堅守自己的生命境界與理想。
 因此,為了更好地推動政治體制步入「道」的正軌,我們今天當然希望有更多的具備天下情懷和道義擔當精神的知識精英進入公共權力系統,而在制度安排上能夠最大化地敞開選賢任能的秩序化運作空間,改變國家與社會之間科層機制上下對流長期滯礙不暢的現狀,真正在權力系統中落實「德」與「位」相配的用人原則。儒家學者當然不能因為自己曾被專制權力利用過,就如佛教羅漢一般站在一邊旁觀,他們必須以勇於「預流」的方式推動國家權力朝著善的方向發展。《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2乃是儒家的宿命,否則便有違人人均有的天賦純然至善的本心本性,也不能向外開通以實現至仁至善而天道人道一體的根本價值訴求。
 但為了警惕權力世界時刻存在的異化可能,我們也需要有一批獨立於體制之外的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學者,他們應該本著儒家一以貫之的道統精神,一方面進行學理的辨析疏理和發展豐富工作,為國家社會的改造和進步提供源源滾滾不斷的理論和道義的資源;一方面又要針對包括權力腐敗在內的各種醜惡社會現象展開積極有效的批判工作,以維護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自由、正義、公平、民主等價值。當然,正如歷史上的儒生曾經做過的那樣,他們也可以走「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以純化社會風氣習俗為己任,恢復民間社會的自治和發育功能,重建合理健康的人倫道德秩序。
 民間儒學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它是上行路線扎根的基礎。事實上,歷史上的儒學發展運動,如西漢時期的儒學之所以能定於一尊,便是先有民間力量的推動,特別是文翁在今成都地區主動依托地方儒學傳統重建文化秩序,打破了秦王朝遺留下來的單一政治秩序結構,才影響權力核心並上升為「國是」决策的。今天同樣是儒學先在民間蓬勃發展,包括各種讀經或國學講習活動的迅速推廣,逐步改變了長期只有政治秩序而無文化秩序的變形社會結構,才開始出現國家意識形態的鬆動和轉向發展趨勢的。
 儒家的發展今天已呈「剝盡復來」之勢,需要大批分別代表道統、政統、學統的一流人才,形成良好的經濟、文化、政治、學術生態結構,實現國家與社會積極有效的交流與互動,在必要的政治秩序之外,再開闢出相對獨立的文化秩序,我想中國的未來前途一定是有希望的,「天地變化,草木蕃」的景象是一定能夠再現的。但無論道統的繼承,政統的開出,學統的發展,由於一百多年來的人為破壞,有待拓荒墾殖的工作千頭萬緒,一切都需要憑藉穩健踏實的功夫從頭做起。(待續)
文|張新民

延伸閱讀〉張新民
簡介說明〉本文係儒家網對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榮譽院長、教授張新民文字實錄,儒家網,2015年7月4日,採訪:任重、周紹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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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