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馬關條約以來的臺灣史? │ 石佳音

在重建過後的日本總督府,紀念中華民國開國,顯得格外諷刺。

 研究歷史,是為了了解當下。就臺灣政治史而言,任何解釋觀點,必須能一貫解釋以下四個重要事件/史實,才可能成立:
  一、二二八事件在光復後一年多就發生;
  二、黨外運動臺獨化;
  三、國民黨獨臺化,放棄統一目標;
  四、全島去中國化(綠化),類似太陽花那樣的反中運動一觸即發。
 這四件事,都與兩岸關係有關。因此,我們必須從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談起,才能理解臺灣的政治變遷。
 在兩岸關係史上,有三件事決定了近百多年來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一、從1895年迄今兩甲子,兩岸之間除了二戰後短暫的4年以外,不僅長期分離而且彼此對立──先是1895-1945年,臺灣被迫編入日本反華陣營,從與中國對立的一面參與了整個日本侵華的歷程;後來在1949-1988年,國民黨又將臺灣作為反共的基地,使兩岸對立加深,甚至彼此隔絕。二、這種「分離、對立,甚至隔絕」的兩岸關係,培育出相異於且對立於中國(大陸)的國族認同,即所謂「臺灣主體意識」。三、這段兩岸分離且對立的歷史,始於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
 我們先談談前一段兩岸分離的歷史。
 如果我們將文化傳統按照是否需要經由有意識的讀書學習而傳承,便可區分為「大傳統」(須經學習而得的思想)和「小傳統」(只需耳濡目染便可習得的習俗)。那麼,相對於大陸,臺灣社會的中國文化是以小傳統為主。這是因臺灣社會是移民社會所致。
 在1895年以前,除了明鄭政權以外,臺灣的漢人大多是因經濟原因而渡海來臺,帶來的中國文化「大傳統」較為淺薄。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雖然也獎勵文風、開科取士,但因臺灣本地漢人不熱衷讀書應考,於是大陸漳泉等地的考生來臺冒籍應考蔚為風氣,屢禁不絕。因此,當日本占據臺灣時,臺灣雖是漢人為主的社會,但大傳統根基並不厚實。在乙未割臺之役中,許多上層仕紳(進士、舉人)因奉旨或不願臣服於日本而離開臺灣。造成的後果有二:一、在島上的中國大傳統被大幅削弱,對殖民者透過教育體系強加於臺灣人民的日本大傳統抵抗力降低,這是「皇民化運動」在臺灣比在朝鮮成功的原因之一;二、臺灣失去了全島性的本土領導階層,以致在整個殖民時期無法出現如朝鮮三一運動那樣的全島性抗日事件。
 日本人深知:語言、文字不是單純的生活工具,它背後有其文化、價值、觀點、立場。所以日據時期對臺灣人的基礎教育(公學校)特別著重日語教育。於是,在日據時期,臺灣人只要想要受教育、讀書、讀報、聽廣播,基本上只能夠從日本人的觀點看待世界、中國、日本,和自己。在日據時代成長的臺灣人察覺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已經無從對照,不知道中國的世界觀是什麼樣的。
 但是,用日文看世界,當然就跟中國對立,因為日本的崛起就是敵對於中國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以強兵為富國之本,強兵後的侵略對象就是中國。日本的富強,整個建立在侵略中國的基礎上。促成日本經濟起飛的第一桶金就是甲午戰爭勒索自中國的賠款,其後日本的現代化,就是建立在進一步剝削、侵略和殘害中國的基礎之上。但是,臺灣社會自甲午戰爭後就被收編到日本的世界觀裡,讓多數臺灣人變得敵對於自己的祖國而不自知。
 這個事實,在李登輝當政以後,為了推行去中國化而逐漸能公開講述。例如,行政院新聞局發行的《光華》雜誌在1995年11月號中刊出陳淑美〈回到歷史現場:臺人眼中的中日戰爭〉一文,指出:對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而言,「『九一八』、『一二八』及『蘆溝橋事變』,是『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及『支那事變』。從詞彙到內容,他們與大陸籍老人對戰爭的理解,顯然有所不同。蘆溝橋事變,他們體會不到『全民奮起、對日抗戰到底』的激昂,南京大屠殺,沒人知道日軍殺害三十萬平民的殘暴;相反的,(宜蘭老人藍金興說:)『學校、機關放假一天,大夥兒分旗子、提燈籠上街去遊行,吃紅豆包子慶祝捷報』。」換言之,除了到大陸參與祖國對日抗戰的極少數人,大多數臺灣人只能從日本的觀點和立場看待整個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
 但是,日本並不滿足於使臺灣人旁觀日本侵華,還要積極動員臺灣人參與這場對抗祖國的戰爭。於是,從1937年起,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這場運動,目的在將臺灣人從精神上打造成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專門研究皇民化的獨派史學家周婉窈指出:臺灣人的「中國性」因為皇民化運動而「多少減低了,尤以青少年為然」。這一段文字看似輕描淡寫,卻是今日臺灣媚日臺獨的歷史淵源。在皇民化運動中成長的臺灣人習慣於從對立於中國的日本觀點看中日關係和兩岸關係。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在日據時代被拉去當軍伕,送到海南島修鐵路。我在上世紀90年代時曾經聽他說:我們被美國打敗了。他並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是戰勝國國民,終身都覺得自己是日本人,是戰敗國國民。當時我對此種觀點還覺得頗為訝異,沒想到現在已經成為臺灣島上主流(臺獨)的標準史觀。
 當1945年臺灣光復時,臺灣人民很自然地因為戰爭及殖民統治結束而高興,但是他們並不能立即與分離且對立了半世紀的中國大陸人民在心靈上接軌。他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突然從日本手中被丟進中華民國的懷抱裡,難免感覺適應不良。並且因為臺灣人此前聽日本宣傳,中國就是個落後、不衛生的國家,什麼都比不上日本,它居然打敗「大日本帝國」來統治我們,當然看起來很難順眼。所以「二二八事件」其實起於兩岸之間意識底層的國族認同衝撞,在戰後百廢待舉的困難時期,幾乎難以避免出事。但此一事件加深了臺灣人和大陸人的隔閡,再加上白色恐怖的強化,以致馬英九年年要為二二八代表國民黨道歉,猶不能免於綠營的批鬥。
 國民政府收復臺灣以後,理所當然地會在臺灣推行「去日本化」。但是,國民黨的去日本化基本上是失敗的。其原因有四:
 一、國民黨為了反共,不惜利用、拉攏日本,不但在南京的戰犯審判中將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宣判無罪,並請他將參與侵華的日軍軍官組成「白團」,來臺灣幫國民黨策劃、訓練軍隊反攻大陸。為了維繫對日關係,國民黨在臺灣也長期與本土親日勢力合作,打壓具有民族意識的臺籍人物(多為左翼的社會主義者)。於是,國民黨不僅在1952年的中日和約中放棄了對日索賠,也未清除在臺灣的日據時期代表「皇民精神」的建築、遺址。結果近年來在去中國化大潮中,皇民史觀成為主流,這些建築、遺址又被大量恢復。
 二、在違憲的「動員戡亂」和長期戒嚴下,國民黨政權製造的白色恐怖造成大量政治受難者(其中其實外省人受迫害的比例遠高於本省人),使「中華民國」對許多臺灣人來講負面印象太強。
 三、國民黨在臺灣確實曾實施民族精神教育,包括2013年被大陸引進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最初叫做「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差,可堪玩味)。但是國民黨宣揚的儒家思想是秦以後「法家化」的儒家,將原始儒家的民本精神大幅淡化。而且,儒家的傳承首重身教,二蔣靠違憲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統治,講起儒家的仁、義、禮、智怎麼會有說服力?所以國民黨宣揚的中國文化很難感動人。
基於以上三點,臺灣人支持國民黨的都不見得認同中國,而反國民黨的則自然以「不認同中國」為共同心理基礎,並很容易反過來認同本省人共有的歷史記憶:被日本殖民。於是,本省人為主的黨外運動在1970年代興起,80年代變轉向臺獨,90年代在李登輝主導下開始去中國化,更逐漸顯露出其再皇民化的本質。在這樣的大潮中,國民黨卻只能順應,原因在於:
 四、國民黨始終堅持無條件反共。兩蔣的反共,出於民族主義的成分少,出於一黨之私的比重太高,於是成為「為反共而反共」,以不共戴天的仇恨心來反共。結果,不僅不惜與日本戰犯合作,而且為了反共而長期將兩岸隔絕,醜化大陸的一切事物。如此無條件反共的後果,一方面使國民黨在1971年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後立即轉向獨臺,開始抗拒統一;另一方面「無條件反共」與臺獨的「反中」、「仇中」難以區分,在事實上為李登輝開始推動的去中國化打下基礎。當大陸結束文革動亂、走向常態、逐漸復興時,受國民黨反共教育影響的臺灣人(包括外省人)並不是樂觀其成、共策統一,反而很容易從習慣性的反共、疑共擴大成反中、仇中,使臺獨搞的去中國化在這個島上幾乎不分族群地所向無敵,媚日臺獨成為主流。在這樣的氛圍下,馬英九連自己提出的和平協議都不敢推動,對臺灣有利的服貿協議居然還惹出一場學亂,連抗戰勝利及臺灣光復70週年都不能堂堂正正的紀念。
 綜上所述,從馬關條約開始,兩岸分隔且對立長達兩甲子。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種下反中仇中的「臺獨」種子;國民黨的無條件反共,再種下「獨臺」的種子。前者使二二八成為難以避免,後者使臺獨成長茁壯,最終成為主流。最後在李登輝時期,藉著臺獨教改將反中仇中的意識藉著「國民教育」灌注到臺灣年輕人內心深處,將臺灣年輕人自幼教育成「非中國人」。去年7月,蔡英文宣稱:「臺灣意識」,這個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
 最近大陸鳳凰網歷史頻道製作的「走近臺灣本省統派青年」紀錄片在抗戰勝利70年前夕播出。受訪的10位臺灣籍統派青年顯示:「天然成分」可能糾正,臺獨教改可以破解。但是,要徹底撥亂反正,首先必須正視歷史,尤其是正視歷史中那些「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唯有真正認識了歷史中的前因後果,才能對症下藥。
 │ 《遠望》雜誌總編輯、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中華琉球研究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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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