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鮮血凝成棠棣之華──抗戰與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塑 │ 吳啟訥

在豫南抗擊日軍的青海騎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國家脫離殖民宗主國的宰制,轉型為近代民族國家。70年過去了,其中多數國家仍然陷於國內嚴重的種族、宗教衝突之中,難謂轉型成功。與多數亞洲國家相較,中國雖從未完整淪為單一列強的殖民地,卻在二戰前夜提早遭受日本的侵略,這一不幸,使得中國人民比其他亞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帝反殖鬥爭,恢復了被日本佔領的國土,更加強了由各民族組成的國族──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團結。
 1930~4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乃是以中國的少數民族為突破口,經由少數民族聚居的中國邊疆深入中國的堂奧,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域比漢人聚居區更早面對日本的滲透和侵略,邊疆少數民族民眾甚至比漢人更直接地參與對抗日本侵略的行動。
 垂涎中國廣袤國土的日本,在清末即有意利用漢民族主義革命,促成清朝崩解,順勢奪取滿蒙。中華民國建立後,有意以「五族共和」的模式維護王朝留下來的領土與多元族群人民的遺產,阻絕日本等列強的侵略,日本乃將目標轉向中國的邊疆與非漢人族群,試圖複製西方列強利用非突厥人群體的民族主義肢解奧圖曼帝國的模式,拆卸中國。
 1928 年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國統一後,國家所面對的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局勢較之清朝末期更形嚴峻。國民政府一面持續推動邊疆與內地的行政一體化,加強中央對邊疆非漢人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一面標舉中華民族同血緣、共命運的主張,同時藉普及近代教育的名義,持續推動針對漢人以外少數族群的同化政策,冀望從內部消除邊疆非漢人區域無法抵禦外來略誘、侵略的潛在危機。
 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作為,觸及了蒙、藏和其他非漢人群體傳統政治勢力的利益,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抵制國家的行政統一和政治統一舉措。這種對峙的態勢,給外國政治勢力介入中國地方、邊疆和少數族群政治事務提供了另一種契機。近代以來,對於中國有最全面侵略企圖和計畫的日本,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契機。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即以「民族自決」相號召,建立「滿洲國」,同時在「滿洲國」範圍內運用「五族協和」的口號,動員非漢人族群,抵銷漢人反滿抗日的能量;其後,進一步發起扶持、操控內蒙古自治、獨立運動;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漢人行動;並藉宗教聯繫籠絡西藏。七七事變前後,日本大力鼓吹漢語穆斯林建國,在侵華戰爭中分化回漢關係;並與其盟國暹邏合作,試圖以「泛泰主義」滲透廣西、雲南;1941年,日軍實施南進政策,佔領中南半島,於1942年5月進佔中國雲南西部邊地。但是,由於日本始終立足於征服者的地位,對於中國長久而複雜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調動員並未在大部分中國少數族群間造成深度的影響,不足以全面瓦解中國古代王朝長期延續和近代中國國族建構過程之下的國家政治結構。
 在日本的軍事與政治威脅面前,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地方政治勢力和中國共產黨等政治力量並未坐以待斃,他們也以各自的方式,展開對少數族群的動員。這樣的動員,在一定程度上,較為貼近少數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識和國家意識同步建構在內)的民族化過程的節奏,較為貼近少數族群對於自身利益與中國、日本之間利益關係的切身感受,因而與少數族群自發的抗日行動有所銜接,結成對抗日本軍事、政治攻勢的共同陣線。從包含「國族」與「族群」兩重含意的「民族」角度來看,抗戰可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動員的戰爭。
 相較於漢人聚居的內地省分,邊疆和非漢人群體與抗戰之間,有更多超越軍事層面的連結。廣袤的西南、西北地方,從荒遠落後的邊鄙一躍成為接近國家政治核心的戰略、經濟、文化要地,步入以「邊疆開發」為名目的近代化進程,當地人民與內地人民間的互動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中國人」的觀念由抽象轉為具體,中華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隨之進一步提升。

日本利用中國少數族群的政治資源裂解中國
 日本不存在複雜的族群現象,但卻對鄰國中國的族群現象中所隱含的政治資源產生興趣。20世紀初,日本體悟到「五族共和」論述在近代中國族群政治中的意義,乃於其此後炮製的「滿洲國」中,設計出一個所謂「五族協和」的政治架構,藉以動員中國東北的族群政治資源。其直接政治目標,是將原本並不是滿洲民族的日本人與在日本殖民政治之下大量移入滿洲的朝鮮人納入滿洲國的族群體系之中。朝鮮人被設定為日本人的「協力者」;滿人、蒙古人也可參與「協力」。在此,非漢人族群地位與利益的提升,是與日本壓制東北和全中國抗日的政治利益連結在一起的。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王於1933年發動「貝勒廟高度自治運動」,為日方的介入提供了契機。在日本支持下,德王於1936年成立「蒙古軍政府」。七七事變後,日本侵占包頭以東的內蒙古廣大區域,乃扶植德王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于品卿的「察南自治政府」和夏恭的「晉北自治政府」,再於1939年9月1日合併三個政權,成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蒙疆政府)。
 日本統治東北三省與內蒙古部分區域期間,為適應其統治需要,複製了清末以來中國政府幾項重要的邊疆和族群政策。日本「滿蒙工作」的轉向,昭示出外來勢力介入中國族群政治的根本限制,即當外來政治生態侵入現代中國境內原生性的族群政治生態系統時,勢必面臨的原生生態系統的反抗;中國族群現象的多元性,並未改變中國族群政治強烈的本土特性和傳統特性。
 日本也將同樣排斥中國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置於其分化中國的大戰略之下,派遣情報人員潛入藏語區,特別多方籠絡親中央並流亡內地的九世班禪集團。外務省推動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內地藏傳佛教政教高層於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訪日。西藏政教高層於的言論,顯示日方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它所期待的政治目標。但對藏漢、藏英關係、中英在二戰中的結盟關係對西藏地緣政治利益的影響和西藏政治傳統四個方面的因素有複雜考量的熱振攝政當局,並不願冒險站在日本一邊。相反,拉薩選擇鄰近的重慶作為(至少是形式上的)效忠對象,安全係數仍超過靠近東京。
 日本注意到一千萬穆斯林分佈在中國各地的這一事實背後的意味,基於解構中國的政治企圖,對中國內部的伊斯蘭社群展開「回教工作」。九一八前後,為隔絕中蘇間的陸上聯繫,日方尋求與寧夏馬鴻逵、青海馬步芳和河西馬步青等穆斯林軍政勢力的政治合作。七七事變後,日軍在其控制區成立的「回教」團體所舉辦的活動,皆以在中國穆斯林當中厚植親日觀念為主題。日軍在部分軍事和非軍事行動中,也會有意顧及穆斯林社區,甚至故意製造回、漢之間的猜疑與衝突。
 囿於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日本軍政上層所從事的的「回教工作」,無法迅速改善日軍中下階軍官與士兵因對伊斯蘭極度無知而不斷冒犯回民的情形。伴隨戰況的加劇,穆斯林的抵抗也時有發生,日軍或無暇或不屑分辨回漢差異,或針對抵抗採取報復行動,在華北、西北地區的無差別殺戮日益增加。

對少數民族政治資源的動員
 1930年代初,蘇聯將國家利益置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前,鼓勵各國共產黨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置於革命的優先位置。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即循共產國際的指示,組織東北抗日聯軍,在東北動員少數族群民眾。抗日聯軍自成立之日起即與朝鮮裔居民的反日武裝活動建立了連結。
 毛澤東於1935年12月指出,「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下,正在起來鬥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七七事變後,中共宣示,「現時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應該是團結抗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主導內蒙古的蒙古民眾抗戰,也對宿敵馬步芳、馬步青和馬鴻賓、馬鴻逵伸出統一戰線的橄欖枝。中共在重慶的輿論陣地《新華日報》多次在少數族群與「中華民族團結抗戰」之間建立連結。
 熱衷開闢「敵後根據地」的中共,更將華北平原上數十支回民抗日武裝納入八路軍旗下。最著名的有馬本齋的冀中回民支隊和劉震寰等人指揮的渤海回民支隊。
打響武裝抗戰第一槍的穆斯林將領馬占山。

 地處中亞的新疆,在空間上遠離抗戰戰場,在政治上不受中央政府節制,而其地居民的主體部分,又是與漢人在文化上和歷史經驗上差異甚大的突厥語穆斯林,但新疆和當地非漢少數族群人民卻與抗戰建立了緊密的連結,究其根源,是新疆深深涉入1930~40年代蘇聯與中國、日本間複雜的競和關係之中。
 地方軍政實力派盛世才的權力基礎建立在蘇聯的支持之上,史達林要求盛標舉「保持新疆永久為中國領土」的口號,杜美、英指責蘇聯擴張的悠悠之口;同時達成蘇聯所企望的,以中國牽制日本的戰略目標。盛世才標榜「反帝、親蘇、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呼應史達林為中國共產黨劃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同時接納中共方面的幹部到新疆工作。1934年8月,盛世才在中共人員的協助下,於迪化成立以「鞏固地建設抗戰後方、保護國際交通線、組織和訓練廣大民眾,盡一切可能援助抗戰勝利」為宗旨的「新疆民族反帝聯合會」(簡稱「反帝會」),在新疆各族中展開抗日救亡的宣傳和組織動員。抗戰爆發後,儘管新疆本地突厥穆斯林民眾和其他族群民眾並未面臨日本的威脅、戰爭的硝煙,但卻在相當程度上捲入了整個抗戰的過程,為戰爭期間和戰後新疆的政治變遷埋下了伏筆。
 1935年,蘇聯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合作修建薩雷奧澤克到蘭州的公路, 1937年後,蘇聯方面的軍事物資、援華人員,以及中國償付蘇聯的物資,都是從這條生命線上通過的。
 盛世才熱衷從事大規模勸募,以凸顯他和他治下的新疆對抵抗日本侵略的直接貢獻。到1943年為止,總人口不及400萬的新疆各族民眾,竟為抗戰捐獻飛機達154架之多。
飛往抗日前線的新疆號戰鬥機。

 從中國國家整合的角度看,新疆各族民眾在強大政治力量的動員下沈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動中,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該地因遠離20世紀前期影響中華民族形塑的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與內地同步進入中國人意識逐步強化過程的缺憾。然而,面對同樣涵蓋突厥穆斯林社區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突厥民族主義運動和蘇聯版共產主義的影響,新疆各族民眾抗戰經驗的真正價值,還需等待歷史的進一步沈澱,才會出現更清晰的視野。

國民政府對邊疆民族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抗戰動員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即面臨國土完整與國家整合方面的挑戰。國民政府的族群政治設計與執行,是在不斷適應內外局勢變遷之下中,不斷進行調整、妥協的過程。面對日本對中國邊疆非漢人聚居區的威脅,九一八事變前,國民政府致力推動內蒙古和藏語區東部的行省化以及針對西部山區少數族群的改土歸流;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利用少數族群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運動的局勢,令蔣介石轉而萌生建立「五族聯邦」的設想,有意於10年之內在滿、蒙、藏地區展開自治實驗;與此同時,有識之士更強調「凡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國族」論。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族群政治設計與執行的重點,轉向與日本競爭邊疆和少數族群民眾的政治資源,動員少數族群民眾投入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行列之中。
 內蒙古上層菁英於1933年發起「民族自治」運動,抵制國民政府針對內蒙古的行省化政策。由於這一政策等於在日本威脅面前對蒙古人做了反動員,蔣介石遂毅然中斷將盟、旗全部納入省、縣行政體制的進程,承認內蒙古和青海等地蒙古人的有限自治。
 辛亥前後,十三世達賴喇嘛靠攏英國,宣布西藏斷絕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國民政府建立後,國家統一的程度有所提升,十三世達賴必須面對這一現實,與南京維持一定的互動。1928年起的十年間,正值中央政府尋求與此達賴重建關係之際,南京盱衡達賴與班禪間實力的明顯差距,對在日本威脅之下維持西藏這個後方中的後方的穩定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有意阻滯親漢、親中央,但與十三世達賴不合的九世班禪返回西藏。
 七七事變後,位居西南的雲南省成為中國國際運輸線的主要替代選擇,國民政府先後規劃修建滇緬公路與滇緬鐵路,雲南近40萬各族民眾自備糧食、被服和最原始的工具先後投入修築。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日軍迫切尋求封鎖滇緬通道,佔領怒江以西地區,怒江兩岸各族群民眾一躍成為滇西抗戰的主要後援力量。滇西淪陷地帶多數居民分別由24家土司統轄,分屬30多個族群。基於抗戰的需要,國民政府中止了以緩進方式推動改土歸流的進程,重新恢復土司封委承襲制度,得到土司輸誠效力的承諾。
修築滇緬公路的少數民族同胞。

 滇西抗戰,是全民抗戰的經典範例。參加滇西抗戰的武裝力量同時有國家軍隊和地方部隊;正規軍、遊擊隊及民眾武裝;漢人武裝和少數族群武裝、土司武裝等。1943年初,抗日武裝力量活躍於怒江以西,臘戌以北的日本佔領區,將日軍壓縮在臘戌、芒市等幾個戰略據點附近,陷於全民抗戰的汪洋之中。
 從1942年2月到1945年5月的滇緬抗戰期間,雲南從抗戰的大後方變為抗戰的最前方,考驗並加速了雲南各非漢少數族群國族認同的建立,雲南成為中國最早將侵略者逐出國土之地。

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抗戰建立連結
 日本侵華,讓中國少數族群中的部分菁英敏感地體認到其身分、權力、利益與「中華民族」的關聯,其中一些人把握這一政治機運,為族群生存和前途做出重大的選擇。
 九一八事變後,「滿洲國」境內有很多滿洲旗人投入抗日活動。滿人對國民黨甚至中華民國不見得有好感,但卻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國意識。「滿洲國」的傀儡性質和日本人的差別待遇政策,使得設想中的「滿洲人國家」未能如願對滿人發生足夠的民族號召力,日本對北平等處關內旗人的動員也並不成功,自發反抗日本人的滿人比例甚高。1936年1月,當日本方面籠絡德王,推動內蒙古親日自治之際,貝勒廟蒙政會的蒙古軍人脫離德王陣營,加入抗日行列。 
 儘管咸同之際漢語穆斯林(回民)與清朝朝廷之間的衝突牽涉到宗教、族群方面複雜的因素,但回民在19世紀「爭教不爭國」,無意脫離清朝國家統治的範圍自立門戶;在20世紀前半期同樣正面回應了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目標和進程,一如馬鴻逵在抗戰時所言「爭教必爭國,國存教乃存」。戰爆發後,回民成立包括「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在內的諸多全國性和地方性抗日救國團體,透過包括宗教情感動員在內多樣的宣導、服務,加入抗戰行列。 
 抗戰期間,回民菁英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利用宗教交流、民間外交的管道,對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輿論宣傳,在中東、北非和東南亞伊斯蘭世界揭露日本侵華對於中國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的危害,推動伊斯蘭世界抗日聯盟的形成。
 分別實質統治青海、甘肅部分地區和寧夏的漢語穆斯林地方軍政勢力,權衡日本方面的實力、自身權力的來源與其地緣限制,以及未來的政治前景後,也奮力投入抗戰的軍事行動之中。
 與蒙、藏和新疆突厥語穆斯林相較,20世紀初中國西南的非漢人群體的知識菁英,為了在以漢人為主體,但宣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國家內取得與「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數主動參與了現代中國的國族建構,具體而言,是將本族群的身分建構和本族群與國家的整合連結在一起。
 1936年至1938年,湖南西部的「革屯」運動,即致力營造自身與抗戰的連結。國民政府確定了針對苗民武裝「勦撫兼施」的策略,雙方達成「廢屯升科」和「收編抗日」兩項共識。以湘西苗人為主體的「革屯」軍開赴抗日前線,參與了十餘次大小戰役。
 抗戰期間,以龍雲為首的彝人(儸儸)領袖階層,不僅充分展現出認同華夏文化和近代中華民族的姿態,也奮力投入與日本侵略者的血戰之中。8年間,龍雲控制下的雲南曾將42萬各族子弟送到抗日戰場。
 雲貴監察使李根源有感於滇西土司對抗戰動員的正面回應,慨嘆說,「目今敵軍壓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敵慨,得來請命,數百年懷柔撫綏之德,效忠明恥之教,事效已見」。

結語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實力不足,組織效能和動員能力不足,或者需要透過與清末民初以來形成的地方軍政勢力的利益交換,來編織黨國的權力網絡;或者需要借用傳統資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羈縻那些無法直接控制的政治勢力;或者無法將少數群體利益的論述與中華民族國族論述作出有說服力的連結,只能期待戰爭狀態下少數族群的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權宜結合。這樣,間接面對邊疆非漢少數族群,國民黨未能充分激發民眾的國族意識,未能有效地將少數族群的政治資源轉化為對自身的長期支持。但無論如何,國民政府面對中國由古代王朝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面對這個過程所遭遇的空前考驗,以艱難重建的政治軍事機構,在能力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汲取邊疆和少數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強敵妥協,其歷史地位已然不可磨滅。
 相較之下,共產黨於抗戰期間在其「敵後根據地」內展開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創新與組織布建,動員民眾,充實黨的基層組織,將黨的力量深入到社會的血脈中,弱化乃至消除了傳統宗族組織和鄉紳階層對地方的控制,造成社會能量與政治力量間的有效互動。中共透過與少數族群民族自決、民族解放論述和族群現實而具體的利益巧妙接軌,將上述模式靈活應用到少數族群動員工作之上,將少數族群的政治資源轉化為對自身的支持。
 無論從結果還是從過程來看,日本針對中國少數族群所從事的「工作」都歸於失敗。究其原因,首要在於,日本人並未在日本的利益與漢人以外的中國少數族群人民的利益間做出有效連結;而儘管國民政府的動員力和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都小於日本甚至中共的動員力與影響,但古代王朝中國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遺產、近代初步國族建構過程中龐大的慣性,都是阻礙日本與中國少數族群之間建立共同立場的障礙,而列強等外來勢力的威脅,又催生出少數族群與中國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紐帶。
 在外國軍事入侵面前,少數族群體認到其利益與中國國家或其他中國政治力量間利益的一致性,將為桑梓、群體的生存奮鬥與奉獻國家連結起來,為抗戰中的國家開闢了戰略縱深地帶和後方;為被圍困的國家維持了通向盟邦和國際社會的最後生命線;為全民的奮戰提供了人力和物資保障;更重要的,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華民族的圖謀。同時,少數族群也藉由空前動員、參與現代戰爭的經驗,大幅提升了自身對現代社會的適應力。
 中日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的邊疆事務、國族整合,對於中國的邊疆地區本身和少數族群,都造成了意外而巨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前,日本威脅的步步加劇,已迫使國民政府調整其國族論述,同時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協,事實承認「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勢少數族群的存在與他們的政治權力。戰爭爆發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部的政治、經濟核心地區,國民政府被迫遷移到偏遠多山,少數族群密集的西部。國民政府在西部重建了政治軍事體系,並意外獲得與少數族群間密切接觸的空前經驗,包括動員少數族群政治資源支援抗戰的需求和與少數族群間互動模式的重新建構。中國的少數族群本身,也在嚴格意義上真正獲得與漢人生死一體,命運與共的歷史經驗,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族群意識之外,建立了中華民族意識的雛形,正面推動了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國家整合,以及境內非漢人人群身分的「中國國民」化與「少數民族」化。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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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回顧.2016年10月號